我对编辑有天然的敬畏，尤其是对《花城》的编辑。我从写诗转写小说后的第一篇小说在2005年第6期《花城》“花城出发” 栏目发表，犹如“晴天霹雳”，对我的鼓舞巨大，从此我才死心塌地地走写小说这条道路。《花城》虽说是广东的刊物，对广西作者却情有独钟，很多广西作家都是从《花城》起步，像林白、东西等的重要作品都是在《花城》发的。我们广西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花城》缺经费请找广东，缺稿件可找广西。《花城》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喜欢到广西的乡下走走，呼吸新鲜空气。因此《花城》的编辑无论是我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于我都像亲戚一样。陈崇正几乎是我惟一一个不认识的《花城》编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我的班长。
2017年秋季开学，在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硕士作家班上我见到了陈崇正。也许早在入学考试时就见他，但没有什么印象，似乎也没打招呼。他被指定为我们的班长。因为《花城》，我欣然同意。班长不是荣誉称号，是个苦差事，干活的。他年轻，欢蹦乱跳的，果然适合这个职位。但我可不把他当班长，我与他一见如故，把他当亲戚，当成“解愁杂货店”的伙计。关于课程、填报资料等疑难杂症我经常找他帮忙。在此过程中，我很快发现了这个小子在文学上有野心。我向林森同学举报了他，并鼓励他崇“正”，把野心变成雄心，把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创作变成我们三个人的共同事业。很快，三个来自粤琼桂的南方人似乎在北方找到了方向，有了目标，雄心勃勃地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一起去挤地铁赶早课，一起去赶饭局，一起去奢华之地。更多的时候，我们晚饭后，从十里堡鲁迅文学院住所出来，穿着中裤和拖鞋，穿越一个居民小区，越过一条臭烘烘的铁路，猫着腰穿过围栏的洞口，前往大悦城，逛一会儿单向街书店便回来。有时候，是走另一条路线，越过朝阳北路的一座天桥，到红领巾公园，看老大妈跳舞，观湖泊上的莲花和夕阳的倒影，喝着冰茶原路返回。去往的路上，我们谈论最多的是文学和创作中的困境。我们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叫嚣着要写杰作。由于回家的路途遥远，旅费昂贵，节假日也不敢轻言还乡，因而我们成了鲁院的最常住人口，有时候三人显得孤苦伶仃的，穿着吊儿郎当，自嘲为“南派三叔”。我更像大叔，崇正称我土鳖，因为我确实有点土。王城如海，一只土鳖屁颠屁颠地跟着两个王子出入高档场所，即使在大街上也紧跟不舍，以免糊涂地迷路。崇正方向感极强，认路准确无误，茫然四顾时，我们都听他的，跟他争也没有用，因为最后他总是对的。除了去北师大上课，我们几乎每天都关起门来写，每天都通报新写的字数。进度顺畅时，大家兴高采烈，去朝阳路的潮汕牛肉火锅店喝点小酒，那是我们的深夜食堂。被琐事缠身，耽误了产字量，都会唉声叹气，有时候干脆破罐破摔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靠自嘲来消解喧嚣和无奈，靠互相鼓励来保持斗志。第二个学期课程相对轻松，我们沉潜于斗室之中，像嗑了药般兴奋，玩命地写。林森写出了中篇《海里岸上》，最近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几乎所有的选刊都转载了，好评如潮，是一篇“有大奖相”的小说。崇正写了长篇小说《美人城》得到了他的导师苏童的肯定，将是他的重要作品。他还写了《分身术》《折叠术》等“术”系列，雄心勃勃地构建他的文学世界。我比不上他们年轻，力气壮，稍差一些，只写了十几篇蛋镇电影院系列短文。现在我们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为俗务所累，才感叹在北师大脱产学习这一年才是我们创作的黄金时间。说实话，那时崇正的劲头最足，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写得最多，他鼓动了我，带动了我，拖着我前行，像当年《花城》激励了我一样。
只要“崇正”，都是好的。跟崇正在一起，我无法产生邪气。即使有一些邪念，也不能“压正”。也就是说，跟他在一起，我几乎都得听他的，因为他分析问题还是比较客观理性的。但我们互相调侃，一老一少，都不正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肥胖。鲁院食堂伙食好，管不住嘴，面对日渐增加的赘肉愁肠百结。多少个夜里我们一起抵制快餐面的诱惑，但常常防线崩溃，敲开大门赶往有吃的地方。我们终于明白了，宵夜像文学奖一样，可以错过，但无法蔑视。
崇正童心未泯，有浪漫情怀，我喜欢。我从没有见过下雪，陈崇正也没有。冬天来了，崇正拎着我和另一个朋友开启了一段“说走就走的旅程”，去了趟东北。我们事先查了天气预报，去东北就是为了看一场大雪，铺天盖地，六角形，鹅毛那么大那种，在大雪里奔跑打滚呼喊，跟随雪的来路升天。可是，到了东北，从长春到哈尔滨，三四天，除了看到地上的残雪之外，根本没有看到天降瑞雪，阳光还有些小明媚，这让我们颇为沮丧。但我们感受到了冻彻骨头的寒冷和苍茫大地的寂寞；人生第一次滑雪；松花江面能跑车终于眼见为实；在哈尔滨街头迫不及待地寻找暖气拯救冷得发抖的肉身……春暖花开时节，鲁院里的树长满了嫩绿的叶子，我们为南方的树感到难过，因为它们不像北方的树冬天落叶冬眠，而是一年到尽都浑身披挂着沉重的绿，像正人君子们每天都要装好人，肯定累坏了。有一天，陈崇正一声不哼，开一辆共享汽车回到鲁院，带着我和林森去宋庄，说是踏青，看乡村的满园春色，但似乎什么也没见着，溜一圈便回来。仿佛春天才结束，我们的鲁院生涯又告一段落，各自回家上班。其实夏天已经来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察觉。
秋天来了。我们得回一趟北师大参加论文开题会。崇正提议，“南派三叔”在广州集合，饱食一顿正宗潮汕牛肉火锅，然后乘慢车去北京。我已经想象我们在京广线上酣然大睡的样子，晌午出发，竖日黄昏抵京。此去漫漫长路，像写一部长篇，既有快感也会有煎熬。只要林森没意见，我亦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