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理论滋养灵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方针引导下的中国电影体制，依循着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转型的演进逻辑，自上而下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调整。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中影公司统一领导、管理、调控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统购包销政策之下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制片、发行、放映等领域的博弈愈发激烈，利润倒挂、以电养文、机构臃肿等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随着电视、录像、录音等娱乐方式的出现，电影观众严重分流，电影业从“皇帝女儿不愁嫁”跌落下来，一时间陷入虎落平川被犬欺的尴尬境地。1986年，电影局归口成建制的从文化部划归广电部管辖，谋求实现电影电视合流合力。由于诸多原因，被定性为企业性质的电影制作业却遭遇体制梗塞，在“上合下不合”的形势中进行着艰难的调整。必须承认，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虽注定徘徊、迷茫和曲折，却也彰显了彼时决策者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改革的担当。
相较于体制改革的困难，电影创作和理论批评则显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氛围。在充满理想与激情的上世纪80年代，众多知识分子在高蹈的理想主义之潮中开启了自我个体价值的漫长追索，在思想解放中凝聚力量，酝酿了理论滋养灵感的文化景观、文化格局，并在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双重空间内，建构起了关于电影方法现代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范式。这一时期，关于“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与戏剧离婚”、“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电影本体论”、“‘影戏’美学”、“西部电影”、“谢晋模式”、“对话：娱乐片”等电影话题密集生产，此起彼伏的理论争鸣明证了彼时电影界的踊跃和豪迈，愈发自觉的电影意识呼唤电影本体的回归，这些理论资源也为当前的中国电影学派以及当下电影创作埋下了或益或损的历史伏笔。
在文化反思和启蒙思潮的洗礼下，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由模糊、朦胧渐趋走向明晰化，艺术创新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引领旗帜和响亮口号，《沙鸥》《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春雨潇潇》《小花》《巴山夜雨》《小街》等冲破创作禁区的影片大量出现，为中国电影注入无限生机。其中，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成为电影领域显在的变革主调，诸如《邻居》《见习律师》《都市里的村庄》《青春祭》《小巷名流》《人到中年》等现实主义力作，高扬纪实美学旗帜，关注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潜入历史肌理和民族深处，展现了80年代激荡变革的社会风貌。这一时期，还有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带有历史性反思的经典影片，将政治风云、社会变迁巧妙融汇到其爱国主义情怀中，恣溢出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此外，还有吴贻弓、吴天明、丁荫楠、谢飞、胡柄榴、陆小雅等第四代导演积极探索和革新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坚守为人生而艺术的观念，创作出了《城南旧事》《乡音》《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我们的田野》《湘女潇潇》《红衣少女》《孙中山》等影片，彰显出以启蒙意识和艺术创新为主导的审美观念。与此同时，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等第五代导演推出了《红高粱》《黄土地》《猎场扎撒》《黑炮事件》《野山》等影片，他们冷静反思传统文化、道德人性、人生命运等宏大命题，在国内和国际影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90年代：市场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分化与整合
进入90年代，随着《关于深化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3号文件）的出台，打破了中影公司在发行领域的垄断地位，试图理顺电影制片、发行及放映之间的经济关系，建立各环节的鼓励机制，较为全面地推动了电影各部门、各环节的改革步伐。1996年3月国家正式推出和启动“九五五○”工程，将国家专项资金注入制片业，大力放开出品权。同年7月，《电影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试图以管理手段保障国产影片所占市场份额，推动电影管理工作向法制化、规范化发展。不过，在竞争机制中的电影各环节矛盾依然尖锐，甚至陷入各自为政、杂乱无章的窘境，导致中国电影市场整体上较长一段时期在低谷徘徊。
这一时期，大众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激烈博弈中占据强势地位，迅速而全面地占领了文化市场，中国电影自身的演进也受到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全方位介入。面对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国电影开始采取不同的文化策略、意识形态策略、经济策略来寻找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在叙事方式、镜头语言、视听风格乃至市场运作等方面显现出高度分化的现象：既有《开国大典》《焦裕禄》《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横空出世》《生死抉择》等唱响主旋律电影，也有《无人喝彩》《三毛从军记》《四十不惑》《找乐》《阳光灿烂的日子》等新人文艺术电影，还有第五代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等银幕经典，以及《长大成人》《美丽新世界》《洗澡》《回家过年》等第六代实验影片。在90年代中国电影版图上，还有像《有话好好说》《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啰，别趴下》《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都市喜剧片，以平民话语的接地气表达，引发观众情感和共鸣，推动了唱响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与之相呼应，在电影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理论批评领域也主动走向了分化，电影本体批评、传统的社会学批评，以及各种西方新潮批评方法论的交相辉映，从整体上反拨和超越了单一僵化的理论批评模式，电影评判标准、评判维度、批评立场开始走向差异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但是，学院派电影理论批评大都与电影市场相脱节，面对复杂的中国电影生态，日益彰显出捉襟见肘的尴尬，甚至屡屡陷入“方法论的空白”，尤其是在面对多类型并存的创作局面时，却找不到任何一种理论批评话语可以诉诸多元类型电影的完整表达。新媒体语境下，电影界发出了“电影批评何为”的质疑和呐喊。
新世纪：产业化改革与中国电影的“强国梦”
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历程，也是借力政策东风与资本驱动实现升级换代的过程。中国在跻身WTO之后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政府开始降低电影行业准入门槛，以税收优惠和财政扶持政策吸引社会资源进入电影业。自2003年起，包括《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在内的10余项政策法规的颁布，彰显了我国政府推动电影产业化的信心和决心。2004年，广电总局还出台了包括《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在内的21份文件，明确了“电影产业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高智能、高投入、高产出的文化产业”。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颁布实施，电影产业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的重点推进项目之一。2010年，《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迈向电影强国的总体目标和建立健全市场公平竞争、企业自主经营的电影产业运营体系的针对性举措，文件对电影产业的辐射力和市场潜力予以高度肯定。2014年，《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下发，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重点支持电影创作和推进电影全行业发展。2015年为促进合作共赢、互联互通而制定的“一带一路”协议，以及为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发展路径等战略举措，也为中国电影产业升级换代提供了新的增值空间与发展机遇。2017年3月，《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落地实施，通过法律强化了电影的产业属性和市场价值，肯定了中国电影降低门槛、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措施，推动中国电影市场走向规范化和秩序化，迈入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得益于政策利好、资本扶持与技术革新等多方助力，电影市场与创作层面活力迸发，超高速增长、结构性调整和升级换代成为中国电影的新常态。从2002年处于产业危机中的电影消费小国，到2010年国产电影供求两旺的爆发式增长，奋力迈入电影百亿时代，到2012年中美电影协议签署，鲶鱼效应刺激下，中国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再到延续至今的电影强国建设，借势全球化与互联网浪潮，跨界融合趋势下的中国电影成为世界电影发展的新引擎。这十几年来，中国电影产业链条得以不断延伸和拓展，新兴投资渠道兴起，各类投资尤其是互联网金融资本介入，电影产业与资本市场联动效应明显；传统电影企业以市场重组、上市融资及资源整合的方式积极转型，互联网企业电影企业趋向综合化、专业化、创意化、国际化；主流院线基本实现数字化放映，院线整合并购成常态，差异化经营初见成效，影院建设实现多厅化、商圈化，高格式银幕不断增多，终端市场持续扩张至四五线城市，定制化、个性化服务成新趋势，档期运作走向成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快速推进，全方位对接用户体验；处于短板状态的衍生品开发品牌意识初显，中国电影全产业链渐趋走向成熟。
政策的保驾护航和产业链条的驱动升级，为中国电影创作开拓了新的文化空间和市场空间。新世纪以来，新老导演你方唱罢我登台，秉承工匠精神与创意理念，在类型开拓、类型探索层面卓有成效，形成了多类型、多样化、多品种的国产电影创作格局，国产大片与中小成本电影交相辉映，唱响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均显现出主流化发展趋向。如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血战湘江》《智取威虎山》《勇士》，军事动作片以《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建党伟业》《战狼》系列为代表的唱响主旋律电影肩负起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使命，以主动姿态吸纳类型元素，打破远离市场的传统经验，采用明星策略，打造视听奇观，将商业模式、类型叙事与主流诉求妥洽融合。再如《寻龙诀》《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狼图腾》《一代宗师》《妖猫传》《影》等气质迥异的鸿篇巨制跃上银幕，推动中国电影进入电影工业美学新阶段；还有《失恋33天》《人再囧途之泰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夏洛特烦恼》《中国合伙人》《前任3》《唐人街探案》（1、2）《我不是药神》等现象级电影，开拓了主流商业电影的市场空间，激活了中小成本电影的塔基力量。尤其是近年来，武侠片、爱情片、喜剧片、青春片、警匪片以及魔幻、科幻片作为中国电影市场可圈可点的重要类型，积累了颇具本土特色、东方美学特质的类型经验。还有《山河故人》《百鸟朝凤》《白日焰火》《烈日灼心》《乘风破浪》《驴得水》《十八洞村》《心迷宫》《嘉年华》《暴雨将至》《暴裂无声》等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电影，关注现实、反思人性，为中国电影注入文化内涵和精神深度。
新时代：全面转向质量型、内涵式增长模式
面对日益繁盛的创作景观，电影界开始有意识地集结和凝聚力量，挖掘、收集传统电影理论资源，不断引进新方法、新思路，如产业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的方法论进入电影批评场域，形成了中国电影的多元认知体系，拓宽了学院派批评的深度和广度，为中国电影学派奠定了充分的理论资源。不过，当前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也存在着自身短板，一方面缺乏科学的、差异化的类型电影评价体系；另一方面电影理论批评队伍知识结构的不完善，熟悉本土理论的未必了解西方理论，而熟悉西方理论的未必掌握本土理论，发挥不出应有的理论优势。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专业性理论阵地，网络电影批评依凭媒介的力量激发了大众影评的新活力，还有如《今日影评》等电视影评栏目充分利用电视媒体的影像优势，以通俗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走近观众。如今炙手可热的微信影评开启了“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新时代，以其灵活性、自主性、互动性催生了与互联网语境相适应的批评新生态。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电影不仅在产业链条、创作模式、理论批评及观众群体等层面发生深刻变革，还在教育体制、学科建设、对外传播、技术制作等领域积极创新，彰显出由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自信姿态。不过，随着电影产业的深度改革，繁荣景观下的结构性危机、市场化矛盾及产业化短板问题愈发明显，亟待中国电影的结构性调整和优化，迈向电影强国的梦想任重而道远。如今，中国电影开始转向质量型、内涵式的增长模式，显现出中国电影转型升级的战略定力和战术调整，这既是文化自信的鲜明印证，也是电影强国梦的生动体现，更是中国电影走向高质量可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驱动和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