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改革开放之初从云南苍山洱海走出来的白族作家。1982年我就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举办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班来学习了。和大家一样，我是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感恩之情来到北京的。

当时少数民族女作家寥寥无几，我和我的那些描写边疆少数民族妇女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作品，被评论界誉为是给“少数民族妇女写作报春的燕子”。

30多年过去了，我和大家一样，跟着时代走，跟着作品中的人物走，一直走到今天。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到90年代的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影视文学写作——在回望自己创作经历的同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中国各民族文学创作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时代。现在，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想到的题目是：“改革开放——民族文学再出发”。之所以讲“再出发”，是因为我一直在创作一线，一直坚持写作，民族文学怎样才能再上台阶，以写作者的身份，我有这样几点感想：

第一、民族文学创作走进了一个新时代。今天我们的民族文学创作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所以要明确我们今天的历史方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来把握我们的写作。要充分地尊重这个时代民族生活的新变化，要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时代观点，来审视我们的民族生活，讲好新时代民族生活的新变化、新故事。

今年3月中旬，我的一部新电视剧《都是一家人》在深圳湾封镜。这是一部讲述改革开放时期少数民族同胞走出边疆山寨，来到沿海开放城市创业生活的故事。他们是我20年前就在关注的一群人。1998年我在广州三元里采访，碰到了从新疆喀什来广州卖干果卖烤肉的库尔班大哥一家人。他们在街上摆摊子卖草药、卖烤肉，城管过来追，我看着这个维吾尔族大哥顶着锅在前面跑，他的妻子、儿子在后面跑，跟了一串。于是我也跟着他们跑，在三元里一间小出租屋里找到了他们。20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他们的生活。从最早用BP机联系库尔班大哥，再到用座机电话、用手机，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20多年过去了，库尔班大哥从落地摆摊，到今天在城里盖起自己的“新疆美食楼”。他的三个孩子分别成了医生、警察和电商商人，从和田来的这一家人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广州新市民，库尔班大哥也成为了我这部新剧的主要人物。

剧中还有一个佤族青年桑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东莞的一个娱乐水城门口，他在木鼓上领着一群佤族青年又唱又跳，挣钱谋生。他说在东莞一个月挣的钱，比他父母在阿佤山一年挣的还要多。还有广州开拉面馆的甘肃回族人马老板，他给我讲了一句话，说：“马家川要发展，满世界开饭馆。”他和许多进城开拉面馆的回族同胞，已成为带动西北老家经济发展的富裕户。

我很重视这些人物，并关注他们的变化，以及他们每个人对生活的诉求。

为了深入理解人物的动机，我再一次重返阿佤山，来到西盟县和沧源县的边疆山寨。对于佤族，我是比较熟悉的，我再一次回到阿佤山“司岗里”神洞，了解这个民族。从新中国成立时解放军把他们从深山老林里接出来，一直走到今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特别是现在，桑嘎家是精准扶贫的对象了，边疆边境几个县的少数民族，子女的教育得到了很大改善。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故事带着我一直不停地往前走，也促使我等待着合适的机会把它们讲出来。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吸引着我去追赶这些民族同胞的脚步。为了写好这些作品，我跑遍了广州、深圳、上海、大连、北京，先后采访了上百位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我一直在等一个机遇，能在一个新的思想高度上获得认识这组生活原型的一个历史契机。直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新时代民族工作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观点照亮了这个题材，使我从写少数民族同胞进城创业这个层面，提升到写交往交流交融，重点聚焦在“交融”这个时代的立足点上，具有了时代的新意。

第二、各民族作家的时代担当和责任。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曾经谈到，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民族作家，我一定要为自己的民族好好写作。但是当改革开放把边疆变成开放的前沿，当本民族的聚居地已经不是单一民族在居住，而是各民族同胞、国内外游客共同生活的地方时，当我们本民族的发展已经融入进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大事件的时候，怎么看待自己的民族生活？怎么讲述一个民族的故事？作家的责任是什么？“忧伤着人民的忧伤，欢乐着人民的欢乐”，这句话很感动我，我也非常喜欢这句话。

今年1月19号，我的另一部新剧《大理三月好风光》在大理古生村举办了启动仪式。这是一部写洱海环境保护的电视剧，在启动仪式上我讲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曾经有一度我回到大理却找不到自己的故乡，岸上的树林和美景被一栋栋高楼和水泥建筑所替代，古渔村的节日被蜂拥而来的旅游车辆和客栈所代替。发展经济不能毁了生息之地，洱海在数千年的历史文明中，海水都是清澈的，而后来在短短几十年里，水却变浑了。近些年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保护洱海的行动，重新唤起了大理人民的激情。洱海、丹江口、白洋淀，被列为国家新三湖，洱海开启了保护和抢救模式。保护洱海已经不是大理一个地区的事情了，它变成了中国的、世界的文明之举。这时我再来写洱海的故事，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故事了，从内容到主题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故事。

所以《大理三月好风光》这部作品，它不属于一个作家，它是大理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历史华章，我只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执行者。历史的巨变如此深刻，社会的进步如此巨大，人民的精神世界如此活跃，这就是我们中国作家艺术家们要植根心灵的地方，也是我们要去投入、去表现、去讴歌的时代担当。

所以我要感恩这个时代，它把我们这个只有100多万人口的白族推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沿，把大理洱海推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前沿，也把我这个洱海边上长大的小姑娘推上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大舞台。

第三、融入时代，走向世界。当我们的民族生活进入了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大格局，我们的民族生活进入了国家的大事件当中的时候，怎么放置自己的位置？怎么看待民族文学的发展？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创新民族文学的传播方式和写作方式？这是一些新的课题。民族文学的繁荣是中国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面对媒体技术迅猛发展，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我们的讲述方式，要借助更多的传播方式来传播，同时发挥文学在艺术作品中的基础作用，在推动影视等其他艺术发展的同时，谋求自身更大的发展。

民族文学根植于中华各民族生活的土壤中。当民族生活的大趋势正在走向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我们的创作从内容和形式上就不要刻意把自己分出来，而是融进去，融入中国文学、融入中华文化这个共同体中去。我同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提法，因为它表达了对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对文明幸福的共同赞美。所以，今天我们怎样做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篇文章，我们还需要继续去实践、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