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之初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民族作家迅速成长，作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电影剧本等各类文学作品，纷纷登上全国各大报纸、杂志和其他主流媒体，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引起广大读者的心理共鸣，激发了各民族拼搏进取的精神动力。这充分表明，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于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保持开放、吸收和进取的姿态，进行积极的交流互动，并站在时代、国家、人类精神文化的高度，不断调适与时代共同发展的节拍，奏响精神文明的最强音。

1980年，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后，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创办了全国性文学刊物《民族文学》，随着大量作品的发表和传播，充分调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有些民族还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他们以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为源头，吸收别的民族和国家文学的精华，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开启了本民族文学创作的新纪元。

1981年，诞生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每3年评选一次。许多优秀作家作品获奖，如玛拉沁夫的电影文学《祖国啊！母亲》、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瞧啊，那片绿叶》、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孙建忠的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等。“骏马奖”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热情，涌现出了一批全国知名的作家作品，成为中国文学领域的中流砥柱。如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乌拉孜汗·阿合买提的《巨变》、李乔的《一个担架兵的经历》、金哲的《晨星传》、铁依甫江的《爱情篇》、吉狄马加的《一个彝人的梦想》、赵大年的《大撤退》、陆地的《瀑布》、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叶广芩的《采桑子》、赵玫的《武则天》、关仁山的《天高地厚》、蔡测海的《远处的伐木声》、叶梅的《五月飞蛾》、格桑多杰的《喳曲的传说》、胡昭的《心歌》、那家伦的《花的世界》、江浩的《盗猎揭秘》、南永前的《在这个没有花的春天》、郭雪波的《银狐》、娜夜的《飞雪下的教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等等。李凖的《黄河东流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和阿来的《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品来源于作家所属的民族语境和民族文化，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生命力，从整体上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升了一个高度。

少数民族文学在对外交流方面取得的成果，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形成的大文化背景。《民族文学》于2010年前后相继创办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使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进入了这些使用母语的少数民族读者的视野，还走出了国门，在韩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十几个国家广泛传播。由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语言特色，尤其是与有着相同语言、宗教、文化背景的周边国家有着很高的文化契合度，易于被这些国家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中国作协积极推进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多元化。

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已然具有了世界性意义，他们书写大河山川、草原沃野……将个性化的生活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去看待、去思考，再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体认，升华了对生命意识的认知和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离不开文学的凝聚与滋养，少数民族作家不仅肩负着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稳定边疆的重要责任，更肩负着不断发现和挖掘少数民族人民的新生活、新故事、新人物，肩负着抒写脱贫攻坚、生态保护、边疆开发中各民族人民可歌可泣的事迹的重要使命。他们是少数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见证者、抒写者和推动者。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传播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们真正进入彼此心灵最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全球化语境背景下，文学作品铺就了一条打破文化壁垒、障碍，用友爱、真诚、热情的火炬照亮人类美好明天的道路。愿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从生活的真实出发，从内心的感动发声，从热血沸腾的胸腔里掬一捧优美的文字，唤起读者、译者的心灵感知，找到精神上的强烈共鸣，让作品成为奉献给世界文学百花园最灿烂的多民族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