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安教授的专著《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史实为基础，“还原”历史现场，首次对现代新诗百年接受史作了细致深入的梳理、论述，从传播接受维度对新诗发生、诗性生成、艺术得失、诗学建构、经典化现象等进行了重新研究与反思，填补了现代新诗接受史研究的空白，拓展了新诗研究空间，深化了对新诗历史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一书将传播接受视角引入新诗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歌史观。著者在导论中指出：“读者阅读、批评就像火柴一样点燃了文本，使文本进入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一种有生命的作品，成为真正的诗歌。”他从接受美学角度观察透视新诗形成机制，重视读者、阅读批评对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文本的激活作用，使新诗的生成、发展变成与新诗阅读批评者相关的问题，揭示出新诗经典化历程内在的复杂性。通过对诗人诗作的个体接受史的考察，作者以扎实的史料考证、细致的材料解读和深刻的理论思辨，具体而生动地论述了新诗传播接受与新诗创作、意义生产、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从批评、选本、文学史著作等层面，钩沉出新诗发展建构的历史，在研究、论证过程中不断追问每一个“经典”是如何在历史语境中形成的，通过对新诗传播接受史上代表性诗人及其代表诗作的重新考察，梳理出新诗接受史的复杂脉络。与长期以来的新诗发生、发展史研究模式不同，本书将新诗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的发展建构视为一种动态渐变的过程，一个由诗人、文本、读者、时代语境、诗学话语等多重因素参与的历史过程，通过对诗人、作品的传播及其命运浮沉的考察，敞开了新诗发生发展的独特历史。该著将新诗史看成是读者与作者共同参与完成的历史，其对百年新诗接受史的言说，彰显了重新叙述、评估新诗历史的愿望，也激活了新诗史的研究。

著者认为，接受史研究必须以接受史料为依据，坚持以史料为基础，以史实说话。一方面，新诗的接受史料驳杂零散，需要对其进行细致爬梳；另一方面，读者的接受反应隐现其中，需要研究者的阅读辨析。通过对近一个世纪以来重要新诗选本、文学史著、批评论文、研究著作等的考察，在搜集大量一手材料并对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的过程中，著者进一步发掘出它们对于新诗研究的学术史料价值。这一系统性的收集、整理、研究新诗接受史料的过程，以及从中展开的与诗人、文本和读者的潜在对话，被著者喻之为一场“特殊的诗歌跋涉与思想文化考察”。从这些散落在历史现场的新诗接受史料出发，考察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读者对诗人作品的阅读阐释，有助于还原诗人、作品“重要性”的“塑造”过程，恢复其在历史语境中的本来面目，有力地推进了对新诗经典化的认识。在对既已发生的新诗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时，著者除了关注那些被读者遴选出来的诗人与作品，也留意到了一些在新诗经典化过程中被遗忘和淘汰的诗人作品，从而为打捞起那些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诗人诗作，重新阐释其在诗歌史上的位置与价值，提供了可能。

该著从读者接受层面，研究了新诗经典化过程中的意义生产与诗学建构。著者认为，中国现代诗人、诗作被经典化的过程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对诗人作品的内在情感、思想质素、文化价值、形式艺术、诗美个性的揭示，最终凝练成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现代意识与现代审美理想，并由此将读者对新诗的传播接受理解成凝练某种现代精神、更新中国文化意识的阅读实践，肯定了新诗传播接受研究的意义，彰显了新诗接受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在分析读者阅读接受对现代诗学建构的影响时，方长安创造性地将新诗接受史理解为民族现代诗学的凝练建构史，并列举了读者对《女神》的阐释接受以及对李金发的阅读批评等，认为前者是对它所体现的浪漫主义诗学的凝练与张扬，后者则是对中国独特的象征主义诗学的阐释与总结，在现代诗学生成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创新性。在论证过程中，既注重考察传播、读者阅读接受与新诗生成建构的关系，也对过于传媒化、社会化以及非诗性的传媒话语抑制了诗性的生成这一现象，提出了质疑，指出现代传播对新诗现代性发生、生成的作用非常复杂；既重视读者阅读言说与遴选、阐释新诗“经典”的关系，又对文学之外的因素作用于新诗的阅读与批评，使新诗经典化过程并不完全可靠这一问题作了深入分析，揭示出研究新诗“经典化”现象的重要性。其对中国现代诗学凝练与发展问题的探索，对于新世纪的中国诗人和读者如何投入现代诗歌经典化这一开放性的历史过程，凝练、建构起新的民族诗学，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接受美学为理论依据，运用传播学、创作心理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观察透视百年新诗接受史。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具体的诗人、诗作、流派的接受史是系统性地进行新诗接受史研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还可多层次、多方面地展开中国新诗接受史的研究，在考察新诗史上“经典”诗人、作品和重要流派的同时，把更多的诗人、作品纳入到新诗接受史的研究，以百年新诗传播接受系统性文献为支撑，整体性地考察新诗的传播接受状况。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现代传播场域、传播语境中读者的阅读接受和阅读反馈隐现在报纸、杂志、书刊等传播媒介中，包括通信、广告、评论文章、序跋、导论等，其中读者的阅读反馈以及作者创作心理的变化，往往很难把捉，对这些材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将进一步增强论证的力度。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而言，既有的新诗知识谱系往往以诗人、作品为中心，而从接受史的角度对新诗观念的演变、概念的使用进行梳理，将有助于深化对新诗理论观念的认识。当然，本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诸如对新诗史上“失踪者”的考察不够系统，这也为后来者留下了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方长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