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中，文学作品/作家—→传播—→接受，接受—→传播—→文学作品/作家，在环状循环互动中互相作用，互为影响。
从作家方面来说，作品以文学艺术地表现了作者所感知的世界，蕴含了作者对自己所感知的这个世界的表达。从读者方面来说，大体有同感/共情/共鸣，或无感，或反之的情景发生。从创作的才能和动机，与接受的功用和作用方面来说，作品有可能是引领读者趣味的，也可能是迎合读者趣味的。其中包含文学不同面向的品质，比如面向文化精英的和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
文学作品功用的最佳效能应该是既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又能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作家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个人价值感与成就感，会在上述这些环节中得到体现或反映。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后，改革开放成为主旋律。文学担负起传达那个时代剧变的声音，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再从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文学在当时社会文化与生活里扮演了超乎自身的政治性角色。随着新时期的开启，它与此前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完全的不同，作家在此间完全捕捉到新时期的“新”并将之表现出来了。文学是当时大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与渠道，同时大众也主要是从文学作品中读到来自上层建筑领域里发生变化的信号与信息，来感知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的变化。它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这从我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80年代左右全社会的文学热，和当年作家的社会地位和声誉的高涨可见其一斑。
进入90年代，此时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一方面深受全球化语境的影响，一方面身处国内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特别是消费文化的兴盛，把文学推向了颇为尴尬的市场化之中。这些情况都促使文学界一方面开始审视文学的本质与定位（包括对人文精神何去何从何在的大讨论），一方面是现代主义思潮、女性主义思潮（特别要注意张洁、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书写的改变），“先锋小说”“文本实验”“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在文学中发生。一方面我们可以感性地体会到文学趋向边缘化所带来的种种失落，一方面我们其实可以很理性地探究文学回归文学本体后所发生的变化。作家的文学视野与自觉大大加强，传统的叙事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的确变得“更艺术更高级”了，或者说故事被讲得更具有文学性了。可以明显看到，经历了这一步，中国文学的现代叙事水平，在整体上是大大提升了一步。
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乡都市化的巨变，尤其是传媒科技的飞速发展与越来越快的更新换代，资讯和知识的共享，地球人生命与感受的共通，大大刷新了人类的时间感与空间感，给文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想象。尤其是，时代社会的剧变所带来的伦理观的变化，而伦理观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文学叙事伦理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几种情况。
1. 前不久我集中读了在一个大省范围内被海选出来的十多部较优长篇小说。其中用老套路来写老故事的几乎占三分之二。作者都很用心，写得厚重，似乎不如此就写不出史诗式的长篇作品。但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今天写一部如几十年前《红日》那样模式的小说（更不用说还达不到那个当年的新鲜水平），很难吸引人看下去。也许有人说这是以不变应万变，以前这个叙事伦理可能是存在的，但在今天，不变已不能应万变了，只能被万变无情碾压。与时俱进才是新的叙事伦理。
2. 我也看到很多作家与时俱进，如就在这批作品里的《人类世》，从这个概念的使用就可窥作家表现与表达与以往不同的新范畴与新层面。真正的作家有着艺术家的敏感与先锋意识，作品读后让人产生出一种愧疚、反思乃至忏悔的感受。这就是小说被作家的文学才气赋予灵性与力量的地方。福建作家林那北与须一瓜，她们的小说慧心独具，不断表现出对伦理世界变化的关注与探究，也试图在文本中为新伦理的重建提供可能性的思考与出路。
3. 我们还不能不注意这一种情况：进入21世纪后，由于各种原因使然，进入文化艺术的门槛变低了。现实生活对年轻人的压力，也使年轻读者在网络文学的各种样式中找到解压或释放的出口。我在网络文学所表现和表达的故事中，惊讶地发现了代际感受与经验的隔阂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譬如，传统爱情故事大都只讲到男女主人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便结束，因为再继续下去，就只能是一地鸡毛，婚姻只能是爱情的坟墓，这是习得经验的审美经验。但现在的孩子们不仅让男女主人公越虐越甜终于在一起，当我以为故事应该结束时，作者却继续表现他们婚后包括生孩子以后的各种生活。作者与读者共谋，显然他们认为这是叙事美感中应该有的内容和模样，而其中包含的各种贞洁观、爱情观、家庭观、亲情观、处世观都不再是我们原来认为的那个样子了。我们的确无法取代他们的感受。你要么看到这些，要么就只有让他们看不到你。当我们认真看待年轻人时，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有一种创新：他们的伦理有传统资源成分，又与现在、未来建立起一种奇特关系。譬如，现时网络文学中很流行的仙侠小说里，就有一种我以为包含着生态主义的、主体间性的“反噬”理念，会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演化成许多文学叙事元素。
4. 我们不能不承认，好莱坞商业电影的世界性成功，包括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说明了中国观众对它的广泛接受。但我发现有的好莱坞大片的不同寻常之处，即使是商业大片，其中也不乏因对人类命运与世界未来的担忧、恐惧和焦虑而引发的严肃思考、探究与价值性判断。比如说2009年上映的《阿凡达》，今年得奥斯卡奖的《水形物语》，除了在全世界包括中国票房大卖外，也把新世纪以来世界性几大显学如生态主义、女性主义、主体间性等理念演绎成时尚先锋。
那么，中国作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先锋呢，我欣慰地看到：我们是有的。如肖黎民的《第二次迁徙》，作品取材于中国远古神话《廪君与盐水女神》，其叙事理念与《阿凡达》如出一辙且更胜一筹！作品不仅表现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与思考，而且更体现作家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文化缺陷的警觉与修补。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提供了人类在第一次迁徙的文明写照，使作家表现在《第二次迁徙中》的反思、忏悔与修正，远超过《阿凡达》的内涵。但22年过去了，知音依然寥落，在百度里能查到的关于此作家作品的信息，只来自我的学生们在几年前曾把它排演成一个舞台剧，做了努力而有限的传播。
新时代呼唤新文学，习近平总书记期许我们的文学从“高原”到“高峰”。今天我们有这样好的条件，有这样好的资源，文学创新是作家的天职，可以预见，文学仍会不断创新。同时，创新的文学也呼唤知音，引领大众。如果能够把文学创新当做一个系统工程，从生产到传媒到接受全程互动介入，那么就可以更高效地实现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