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研究已经有好多年了，虽然它是否能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议，但是持续地就某一个地区或某一群体的文学展开研究确实会使许多隐藏的东西浮现出来。它不但能使一个地方或作家群的文学被层层打开，能够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对何为文学流派、何为地方性写作等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收获既有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也有关于研究者的，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

前几年，我曾就里下河文学的研究与流派问题做过一些思考，因为里下河文学流派存在争议，促使我想到，对于什么是流派本身就应该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不应该以传统文艺学的定义去框天下各种各样流派的存在方式。同时，又因为里下河文学是以空间来命名的，那么，其写作成员必然存在流动，就这一点，我提出了“在乡的写作”、“离乡的写作”与“返乡的写作”等概念。就我本人来讲，即使被动地参与到里下河文学研究，几年坚持下来，收获也是很大的。

2018年，里下河文学研究论题之一是它的长篇小说创作。只要粗粗地一看，就会使人大吃一惊，在预设的里下河作家群当中，长篇的写作量非常惊人。也许有人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么众多的创作量，它们的主力军肯定是那些已经从里下河走出去的，且已经进入了文学写作专业领域的离乡写作者。其实，情形恰恰相反，为里下河贡献出长篇数量重头的，正是那些在乡的写作者们。这再一次证明，如果你专注于某一个地区的文学研究，持续不断地进行跟踪，它真的会让许多细小的但却是本质的问题呈现出来。关于写作，关于写作者，关于写作者在何时何地写作，他们又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文学生产等等，这些细微的或不成问题的问题都意义重大。其中某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使个体的写作面貌产生差异。比如在乡的写作者们，就是现在依然在里下河地区写作的作家们为什么有很多人热衷于长篇小说写作？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但又非常现实的问题。地方写作者们有自己非常顽固的文学理想，有一位里下河的写作者就很认真地对我说，怎么才能算是一位作家呢？就是必须写出两三部长篇小说。没有两三部砖头一样厚的书而被称为一个作家是很难为情的。这就是他们的文学标准和文学理想。与大地方专业作家热衷于期刊写作不一样，里下河的许多写作者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有分量的。这种文学理想其实是继承了先辈们对于文章与书写的理解，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写一部长篇小说，就是他们大体量的“立言”方式。对于这些业余作家们来说，一篇又一篇的中短篇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进行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构思。对他们来说，最为经济和现实的文学写作方式就是：确定一个构思，长年累月地去写。如同他们给自己建造一个房子，更如同他们侍弄地里的庄稼一样，春种秋收，长年累月，必有收成。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的长篇小说不能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收益，有时为了出版还得自掏腰包。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和其他地区一样，在里下河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文人自行刊印书籍的传统。在一些读书人的家里，现在还能随便找出几本他们的先人自己出资刊印的诗文集。更何况现在地方上为作家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比如今年，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下，里下河的作家们进入长篇资助项目，一下子推出了多部长篇小说。

我现在越来越主张，对于里下河文学要展开微观研究，笼而统之的里下河文学研究很难取得真实的研究成果，反而会使这个生机勃勃的写作群丧失丰富的个性差异。我曾经这样尝试，以空间的距离来给里下河写作群进行划分，比如，将地理概念上的里下河，特别是现在的兴化、宝应、高邮地区作为里下河写作的核心地带，然后以这个点作为圆心进行画圈，附近的县市作为里下河文学的外围地带，再往外就是里下河文学的影响地带，而再外围的那些从里下河走出去的，不妨称之为里下河文学的行星或者飞地。我仔细考量过这一划分的可行性，我甚至反过来寻找它的荒谬，但最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我要对里下河文学进行精细化研究寻找到的一个临时性构架。以长篇小说来说，核心地带、外围地带和影响地带就有明显的区别，更不用说那些飞地了。为什么有许多论者对里下河写作作为一个流派至今仍有疑问，乃至对这个群体的存在也颇有微词，就是因为他们以单一的理念、同一化的概念对待这一具有差别性的写作群体。如果承认这种写作者的差别结构，我们就能够理解毕飞宇、鲁敏、王大进、朱辉等等这些飞地作家，与里下河核心地区作家写作上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2018年里下河文学研究要讨论里下河的长篇小说，探讨这一文体当中的人性蜕变，显然这样的研究就必须在这个差序结构中讨论。如果把这个差序结构中作家的长篇小说放到同一个平面上去讨论那就没有意义。事实上，核心地带的作家们的题材资源与渐次向外的作家的题材资源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不一样，他们所在意的人生意义也不一样，自然而然，在他们的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蜕变也大不一样。甚至从严格的概念上讲，核心地带的作家们在何种程度上自觉地去进行人性书写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这里面不存在文学理念的先进与否，也不存在作家与作家之间思想的深刻与否。这就是为什么要坚持一个作家在何时、何地写作应该作为考量其写作的出发点的重要性。删除一个作家的生活背景，无视一个作家写作时的人生状态与具体情景，而在同一化的状态中进行比较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发现，里下河核心地带，至多包括外围地带，他们的写作是有许多共同点的，这些作家基本上都在进行乡土写作，他们作品当中的环境虚构成分很少，而是与他们所居住的乡土世界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他们真实地呈现出“我在地方”“我写地方”这种地方性写作的本真状态。不管他们作品中出现的地名有怎样的变化，是香河（刘仁前《香河》）也好，浮坨（刘春龙《垛上》）也好，大堰（曹学林《船之魅》）也好，范家村（李明官《衣胞地》）也好，他们作品中的社会环境、自然面貌、血缘宗亲都是以写真的方式再现了里下河的自然与人文。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的自然背景就是兴化的垛田：“村庄与村庄之间尽是一块块草垛一样的土地，像是漂浮在水上，原先叫坨，又叫圪，现在人们都叫它垛田，也叫垛子。”而曹学林的《船之魅》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小说，这个文学就是以世界上最大的水上庙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溱潼会船”为主要的写作内容。这些作品当中的人物都是当地的村民，原住民，他们故事的冲突也不外乎家族、邻里，而人物的命运也都是个人的成长、家境的改变、财富的积累、社会地位的升迁等等。如果他们将小说的故事时间集中在这近几十年的时间的话，将无一例外地写到中国改革开放对当下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他们而言，这种最大的改变就是拆除了城乡的壁垒，为农村青年的成长在乡土之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许多四五十岁的作家会将笔墨集中到同龄人身上，以至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平凡的世界》式的乡村青年成长小说。比如顾坚的写作，他几乎只写长篇，而且他的一部又一部的长篇都在以不同的故事表达着同样的主题。虽然人物经历不一样，最后的结局也不尽相同，但是概括起来说都是一个农村青年怎么由农村到城市的经历。这是一种叙事模式，是一种母题，可以有许多变异的方式，存在里下河核心地区的许多长篇小说当中。为什么会如此？这不仅是他们个人刻骨铭心的人生遭际，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上这几十年来年轻人或成功或失败的命运写照，是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所关心的最大的事情。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发生了变化吗？如果有变化，也只有在这个乡土环境里才能得到解释。他们是否见利忘义，是否有背祖宗的遗训，是否忘记了自己的根脉，是否放纵了自己的欲望……这些人性的变化确实与现代或后现代差距甚远，但就是里下河的人性现实。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地下河文学的不同半径和飞地写作在人性的探寻上确实处在不同的层面，这恰恰说明这一群体是从自身出发，完成了不同人性向度的写作。所以说到底，空间的变化实际上是文化的变化，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面貌。这已经由社会学和文学史证明，当今的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不同性质的复合。因此里下河文学不同半径作家对人性的不同探索，正是中国社会多层折叠的客观现实。

以里下河核心地带作家们的长篇写作为样本，探讨他们的内容特别是人性的书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对里下河文学的精细研究，将会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不断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