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或者明确标榜的美学目标，往往与他的实际创作之间产生一种张力，我们从中可以读到他所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时代情绪。何立伟的自选集将他40年来的代表性作品做了集中呈现，通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变”与“不变”。

早期的《白色鸟》已经是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品，恬淡悠远被打破，戛然而止又留有余韵，笔致明净，颇有汪曾祺之风。《小城无故事》显示出地方性的自足与对游客凝视的反抗。一直到《明月明月》，语言都尖新清畅，弥漫着一种对于健康、淳朴、真率丧失的惆怅。这些作品风格化明显，前承浪漫主义文学，对于后来的寻根文学一脉也不无启示意义，尤其是《淘金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暴烈中有柔情，具有去世俗与肉欲的野性之美。

但是何立伟9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被关注得就较少了，它们部分地延续了80年代的主题，比如《关于刀的故事》反思“文明”对“野蛮”的征服，追慕英风，崇尚失落了的勇毅，但叙事风格已经有所转变；比如《谁是凶手》讲述了一个残酷青春、激情杀人的故事，《到西藏找狗》就完全成为一个寓言，跟先锋小说很相似，但又不是纯粹的先锋小说，而显示出某种特质，比如《牛皮》前段是零度叙事，有一种类似阿城《遍地风流》般的世俗的诗意，但到后段则既辛酸又惆怅，具有强烈的抒情气质。1997年的中篇小说《龙岩坡》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元小说，何立伟在这里重写了他的作品序列中几乎可以称之为母题式的故事：70年代初的青年在穷乡僻壤参加工作队，并在当代的生活中发生了归化。何立伟处理这个题材的方式，往往是将乡野大泽当作自然人性的容纳地，让欲望获得其合法性，为此不惜将原本可能存在的贫穷、晦暗、苦难浪漫化了。一个青年在革命时代听从自己欲望的牵引，正是证明了一个去政治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作品可以视为沈从文传统和王小波写作的中间状态。

21世纪以来的作品，《北方落雪，南方落雪》和《马小丁从前很单纯》结构上具有相似性，通过巧妙的关系组合，拓展出当代城市生活当中各种复杂的情欲编织的网络，呈现出城市中产阶级的无聊、欲望的压抑与释放，诗意的抒情荡然无存，这是非常有时代感的作品。《水流日夜》是一个“他人的故事”，庞晋坤、钟一淳30年情感纠葛、悲欢离合，最终走向几乎无事的悲剧，可以说是变化莫测的情感本身的悲剧，其实也印证了时代变化中“变”与“不变”所产生的割裂。

从何立伟总体的创作脉络来看，他有创作的自我期许，如在《一本影响我的书》中所说：“直到今天，我对文学的最深的理解，都是来自《边城》”，这可能是他的自我定位。如同晚近的《耳语》这个小说中所讲的“一切江山纷乱中亦有如常的人事物事”——他将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等全部虚化为传奇故事的远景，而强调抽象的人的基本情感和欲望。这是其长处，显然也有其局限。

何立伟的写作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不同阶段所显示出来的风格，跟时代精神有着隐隐约约的对应关系，只是因为《白色鸟》光芒太耀眼了，往往将这种关系遮蔽住了。而恰恰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对于自然人性、天真纯朴之美一以贯之的追求与写作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时代情绪之间的冲突，让我们窥见了40年文学幽微曲折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何立伟先生是一个不断生长而又总是不断回到初心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