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伟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白色鸟》，这篇小说被写进了当代文学史，也是因为它鲜明的文体意识。小说的独特性在于李陀所说的“绝句式”，即所谓“有着诗的含蓄意蕴的文体面目”。纵观这部小说集，我觉得里面的短篇比中篇好，早期的比晚近的好。那么就有一个疑问，《白色鸟》的好，为什么没有延续？这里固然是少了诗意，多了人情的练达。但这看似是个人的选择，其实是历史的选择。

《白色鸟》中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世界，它和隐秘的成人世界对立。白色鸟象征着生命的和平、美丽和自由，而开斗争会，惊飞了两只水鸟，其隐喻的意义不言而喻。小说形成了一种自然人性的世界与历史的、暴力的、非人性世界的对照，这是伤痕文学背景下我们业已熟知的一种文学方式。但小说妙就妙在它用“诗化”的文体来体现小说的独特性。与此同时，诗的韵致也是对“伤痕”的抚慰。因此，这里固然有以小场景写大历史，以日常生活见白云苍狗，以波澜不惊的方式呈现历史的惊天巨变。但我们发现，《白色鸟》的艺术能量的展开，还是依赖于历史的在场，即小说中自然世界所蕴含的美感和诗意，恰恰需要“大历史”的在场才能呈现其意义。《白色鸟》里如果没有“斗争会”，它的一切将是特别空泛，没有具体内容的。小说前半部分营造的意蕴，恰恰需要“斗争会”来予以印证和呈现。问题在于，伤痕的历史能量被耗尽，历史真的消失之后，他的抒情会变得难以为继，诗意或者说自然人性会变得无所附着。所以我们看到，何立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方式，在1985年之后就早早地消失了。

1985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开始呈现它的反讽性。何立伟最具有创造性的“有着诗的含蓄意蕴的文体”突然失去了用武之地。他写作的独特性在迅速消弭，而不得不汇入到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潮之中。我们从他几部中篇小说可看出，这里的两大主题是欲望化的荒诞历史和现代人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反讽的世界里，何立伟显然没有办法用那种诗意的笔触去描摹荒诞的历史场景和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

直到今天，《昔有少年》重拾《白色鸟》的笔墨，这种文体的归来，有一种“被压抑者的回归”的意思。这里的“少年的世界”有《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神韵，而且它的历史感伤好像也来自“伤痕”，街上的锣鼓声，“大历史”似乎回来了，但这种“大历史”并不牢靠。在他这里，历史不再是信仰和情感所系，历史的调用只是个人的修辞选择而已。反而见出我们今天这个多元时代，能在对反讽美学的反思中坦然面对一切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