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剧《生命》取材于上世纪90年代姜安的小说《走出硝烟的女神》，属于红色题材。接手这个题材后，我告诫自己要敬畏这样的题材。对待这类题材，首先要匡正观念，回归常识，清醒地认识到戏剧创作就是写人的艺术，要体现人物的命运、性格。主旋律题材和别的题材在写作方法上没有区别，最正确的路径就是对材料进行深入的开掘，寻找那些最真实、最感人的东西。

我喜欢这部小说。女子从军，古已有之。过去表现战争中的女性，更多是展现一种“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豪迈，而女性的特征则被战争磨砺得粗糙和模糊了许多。但这部小说所注意开掘的，却是战争中女人的坚韧、柔情、温暖。女性是美丽的，战争却是残酷的，小说在展现战争的残酷后，又拿女性的美丽照亮这个世界，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人的暖意。这部小说是一首女性、母性、生命的赞美诗。

小说写了30多个人物，戏曲舞台不可能表现这么多人物，除了女一号陈大蔓的个性相对突出、明晰，对别的众多人物就要进行选择性重构。这部小说里有着大量精彩的细节，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比如，有一个孕妇爱用凤仙花籽染指甲，我喜欢这个细节。我查了一下，自古以来，女人都爱染指甲，古代没有化妆品，女人居然找到了凤仙花来染指甲。指甲对爱美的女人很重要，平时女人染个指甲算不了什么，但在战争年代，生命随时都可能失去，女军人还坚持追求女性之美，这就让我感动了。战争摧毁一切美好的东西，但我们的女战士用红指甲告诉我们，既使是在战争飓风扫过的废墟上，女人还在美丽地绽放。看到这个细节时，我就决定要用它。还有一个情节：战争时，一些女军人被组织动员嫁给首长、战斗英雄。有个女军人就是这样嫁给了一个她并不爱的首长。丈夫身上有22块伤疤，在战事平静的夜晚，丈夫就给她讲这些伤疤的故事，讲到第19块伤疤，她终于真正爱上了这个充满血性的男人。这个情节我也喜欢，它让我看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爱情，看到了那个年代女人对男人的情意。这部小说还叙述了红军时期的一件事：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邓发的妻子在敌人追击时要分娩了，董必武找到第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说：“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务必顶住敌人的进攻！”“孩子多长时间生出来就顶多长时间！”董振堂把这一命令传达给三十九团。可孕妇难产，生了两个多小时，枪声炮火中，一个个成年生命在用死亡争取时间，等待一个婴儿的新生。之后，董振堂面对“为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仗”的埋怨，勃然大怒：“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小说虽然只是简单地叙述了这件往事，并没有把它融入情节中，但这件事让我极其震动，红军历史上有过如此感人的事，我为什么不能把它融入剧情中，告诉今天的观众呢？我大胆地把这一情节给了陈大蔓，找到了这个事件，就找到了一号人物的动作，找到了全剧的高潮。我就是用这些细节、事件去结构全剧，塑造人物。在写作时，我只沉浸在那些让我感动的人和事中，跟着笔下的人物走，从不考虑这个题材属于什么类型。

在离开戏曲舞台十多年后，我看到了张曼君导演的许多现代戏作品的录像，我没有想到，这些年戏曲舞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或者说，是这个杰出的导演创造了一种极具个人风格的舞台表现形式，给戏曲现代戏的舞台注入了强烈的形式感、现代感、时尚感。她在现代戏中巧妙地把戏曲表演程式进行现代化、生活化处理，产生了一种写实艺术无法抵达的诗意之美，并赋予小小的舞台无限的想象力，无限的自由。

初稿出来后，我就与导演对剧本的修改进行多次研讨，将导演的构想注入剧本中，使一、二度创作尽早地融合，在力图表现人物更鲜活的性格，更深刻的主题的同时，赋予这部现代戏强烈的舞台形式感、更丰富的舞台想象力、更浓郁的诗意。这样的合作极其艰难，剧本前前后后修改了12稿，但这样合作的结果，使剧本在创作中就和二度创作达到一种通达的状态。我认为一度和二度这样的合作，对现代戏尤为重要，因为现代戏有可能在结构、风格乃至信息量上都大大不同于古装戏，一度二度必须进行创造性地合力，才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抵达最佳状态。

戏曲不但要重传承也要重创造，导演们的创造性也能推动戏曲文学的发展，而我们编剧要做的就是积极地和导演互动，让戏曲现代戏的舞台更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