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正进入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在举国行动、各方努力的情况下，态势向好，出现了积极的转机。尽管形势仍很严峻，但初步成效已经显现。我们的民族曾经经受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但从来没有气馁，从来没有屈服，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吓倒。她总是能够凝聚起巨大的力量，发挥出顽强的韧性，以坚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念面对一切。我们的文学从来是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希望紧密相连的。她总是在人们困惑的时候，需要力量的时候闪现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我们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文学当然应该为那些前行的人们，也是为我们自己提供精神的力量。只有众志成城，才能走向未来。而这未来，是多么地让人向往。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文学界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很多地方的作协组织发出倡议，组织征文。很多作家诗人投身创作，创作了大量作品，记录了全民抗“疫”中那些勇担使命、播撒爱与希望的事迹，讴歌了无私奉献、敢于胜利的精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关于疫情期间的创作也引发了讨论，一些观点引人注目。如，在全国各地很多人投入创作的同时，一些人认为不创作行不行？慢一点可不可？与此同时，也有人质疑作家在疫情面前失声。还有人认为，不要空喊口号，应该去疫区参加一线的战斗，真正去体验生活。也有人认为，应该表现苦难，表现普通民众遭遇的各种不幸；应该去反思，反思才有价值等等。总之，各种观点纷呈，所言常常相悖。一些文章比较客观理性，一些强调了某一方面，却忽略了另一方面。还有的言语偏激，缺乏冷静。但总的来说，抗击疫情期间的文学应该如何，大家非常关心。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应不应该写，怎样写，怎样才能写好。 首先的问题是，在抗击疫情期间，作家应不应该写。这次新冠肺炎的出现，不是一般性的传染疾病，而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形成巨大挑战的灾难。很多人都在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如果不能应对好这一灾害，其后果难以设想。也正因此，全国上下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动员。作家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应该有所作为。事实上也有许多作家诗人奋战在第一线。他们中，有的捐赠物资，有的做义工，有的本身就是医务人员，直接参与了治疗与抢救。但由于控制疫情的特殊性，不可能大规模地去一线。作家最可能的行动是表达自己的思考与情感——创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也非易事。因为缺乏直接的感受，缺乏第一手资料，人们依靠的信息主要是各种媒体，特别是传播比较快捷的网络媒体。而网络媒体的特点是信息的爆炸性与真伪的并存性同在。如何能够辨别出最真实的信息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无论如何，其基本面还是能够把握的。也就是说，用自己的笔来参与、表现我们民族应对挑战、战胜灾难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必然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来写这一事件，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并不能回避。事实是有很多人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表现它。这既是一种人性的必然，也是一种责任所在。历史上，作家们从来没有在国家大事面前缺席。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变革从来是相伴而行的。以唐诗为例，边塞诗的兴起与当时维护西域和平是密切联系的。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作家诗人深入前线，创作了许多优秀之作。今天，也同样如此。家国情怀、责任与使命，在中国作家身上一直表现得十分鲜明。在与疫情进行生死博弈的关键时刻，在不控制住疫情后果难料的抉择面前，在很多医护人员、基层干部、警察战士、志愿者为了崇高的使命日夜奋战在第一线的时候，在很多病人生命垂危急需救治的生死一线之刻，文学能够缺席吗？可以回过身去吗？当然不能。尽管参与到实际抗“疫”中有不现实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用自己的笔为这危急且艰难的抗击呐喊、鼓劲，为前行的将士壮威、助力。
但为什么还是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比较严苛的批评？我以为如果不是其他原因的话，主要是有的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缺少情感的深刻性。在我们已经读到的作品中，有不少属于业余人士、爱好者之作。相对来说，他们没有更多的专业训练与创作实践，是随性而为，尽兴而作，是一种情感性表达，很难说达到多么高的艺术水准。但他们愿意发声，愿意表达自己的敬意，愿意为前方的人们鼓劲、呐喊，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而应该说是好事。一些专业的甚至较有影响的作家诗人的作品受到诟病，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乏严谨的推敲、艺术的提炼。还有人用琐碎的日常来表现自己的感受，既不能鼓劲，又缺少感染力。这些都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这里也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创作理论问题。灾害肯定会带来个人、社会的痛苦。这是谁也不愿见到的。仅以这次疫情的发生而言，数万人感染，很多人因病而逝，其中还包括许多医务工作者、专家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武汉以及各地的正常生活被打断，正常生产的恢复也有很多困难，代价很大。为抗击防控疫情，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了全方位动员。在我们国家、民族经受严峻考验的同时，也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与爱国热情。许多人坚守在防控与救治的战斗岗位，许多人参与到各种援助与公益工作之中，许多人克服困难，步行、骑行返回第一线。还有许多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与国际社会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涌现出许许多多英雄的人物、感人的事迹，显现出中华民族面对困难团结一心、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强大生命力。对此，我们当然发自内心地表现出崇高的敬意与由衷的赞美。文学在表现灾害给国家、社会、人们带来苦难的同时，也要表现民族精神中那些使人振奋、催人前进的力量，表现那些能够战胜苦难，给人以希望与光亮的东西。我们可能经受苦难，但不能被苦难淹没，而是要面对苦难，挺起脊梁，勇敢地走向未来。黑格尔曾对悲剧进行了独到的阐释，其观点影响了之后的许多人。他认为，悲剧的本质是不同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又以“永恒真理”的胜利为结局。这就是说，即使是悲剧，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对“悲”的描写展示上，悲剧不是悲观主义的印证，而是要通过表现出“胜利”来强化欣赏者对人类美好事物的信念。人类的历史发展始终是与各种灾害相伴的，人类的精神恰恰就是这样在各种灾害之中前行、升华。在表现灾害带来的苦难时，必须激励人们勇敢面对，义无反顾地前行，并在这种努力中得到锤炼与升华。这也是人类在遭遇了许许多多的挑战之后仍然能够保持生命的延续、文明的发展、自我境界的提升的根本原因。
还有人强调，文学应当反思。这是当然的。不仅文学应当反思，整个社会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我们不能做灾后的健忘者，而应该深刻地思考人类在追求发展的匆忙脚步中如何能够拥有健康的理念，形成和谐共处的存在形态，以延续文明，走向未来。这并不仅是此时此刻的任务，而是人类长期不可忽略的使命。至少我们应该很好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最显现的层面是现实问题，就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应该反思面对疫情在防控、救治、公共事务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补救。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目前切断传染源的效果比较明显，国家调动全国力量重点突破的成效也比较明显。但是，如何进一步明确责任、奖优惩劣，健全体制、强化应对，形成完善的现代治理体系等还需要继续努力。文学当然不可能去做实际的操作，也难以仅仅依靠网络传播的信息就判定事情的真相。但如何通过文学的手段来形象化、典型化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其次是要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强调人的谦卑，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文明状态等。但是，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动性日见凸显，人类出现了“自以为是”的偏见，以为人是最主要的，是高于自然中一切存在的。这种认知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不断出现。仅今年来看，各种传染疾病的流行，火灾、蝗灾的次第出现，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实际上中外文学中也有很多相关的思考描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类对生命的思考认知。生命的意义何在，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是最有价值的，生命合理的存在方式是什么等等，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这种思考既是当下的，也是长期的。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反思得很好，而是需要长期地、不断地深入思考。另一方面，这种思考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整个社会都应该反思，但这种反思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己择出来。所谓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我们也是人类的一分子，也要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承担责任。作为个人，在日常行为、认知理念、对待他人、社会责任等诸多方面都应该进行审视，努力使每个人不断完善，成为体现正确生命价值的存在个体。
最近人们比较关注加缪的《鼠疫》。也许这部小说确实具有隐喻性质，他描写的社会生活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启示。在鼠疫发生后，众生百相纷纷登场。但作家着力刻画的人物是里厄医生，他关注人们的健康，恪守医者的职业道德，不为名利，甘于牺牲，竭力救治患者。他说，人不能够又治病，又知道一切。那我们就尽快治愈别人吧。这是当务之急。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与那些侵袭无辜者的瘟疫抗争，成为疫区人们的希望。而在这种抗争中，他也感受到了爱情、友谊给人生带来的幸福。而一位青年塔鲁对父亲的“英雄主义”充满不屑，但在疫情发生后却积极行动，发动志愿者组成了防疫组织，冒着生命危险与鼠疫搏斗，以帮助人们，最后牺牲，成为事实上的英雄。大约80年前，加缪为我们创作了这部充满人性的优秀之作。尽管人们说他是一个站在个人主义立场的存在主义者，但加缪却对此予以否定。他在小说中塑造了挽狂澜于既倒中的系列英雄形象，绽放人性的光芒，照耀着迷茫的世界。正如他所说的，我们的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当那么多的逆行者把爱给予这个世界时，我们也应该回报他们以爱。是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扛住灾难，让我们能够延续生命与生活。而在这危急的时刻，文学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用艺术的力量唤醒人们，感染人们，让人们团结起来，振奋起来，完成共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