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日子本身闪闪发光，太珍贵了”
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上世纪50年代，文艺界涌现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包括您也在此期间创作了《青春万岁》，您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有怎样的记忆？
王蒙：新中国成立之初那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是无与伦比的。当时从解放区已经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像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这些已经让人觉得面目一新了。原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哪有机会知道这些反映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政治力量、新的部队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还出来了一本书，就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当时评价非常高，大家也特别爱读。我1953年开始决定写《青春万岁》，里面第一句话就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因为我感觉人民共和国刚建立的那个日子本身闪闪发光，太珍贵了。
我想这样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新的历史的开始，全国人民都有一种兴奋的心情，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有一种梦想连连的心情。我的意思是我的青年时代有一个光明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亮的，即使下面有一些曲折，有一些坎坷，但是一想起这个光明的底色，对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抱的这种信念、这种期待、这种愿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放弃的。
所以当时的作品里都有一种乐观，甚至说是天真也可以，没有这种乐观、这种天真，怎么可能有那种革命的高潮？当然人们要不断地积累经验，不能满足于天真，但是这样一个光明的底色、光明的愿景，我认为是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最宝贵的财富。
“我还有看家一招，那就是坚持学习”
记者：从您最早写《青春万岁》至今，创作状态持续了近70年。好像近70年来创作都没有中断过，您的一生就像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样：“青春万岁”。
王蒙：我觉得是这样，我的青春年华从十几岁一直到30岁，一层光明的底色打下了基础。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特点是：我们信。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我们相信五年计划，我们什么都信。什么都信有没有弱点？也有，对道路可能有的曲折和坎坷准备不足，对人们可能有的歧异准备不足。再一个我去新疆的时候碰到一些坎坷，但有机会和各族的人民在一起，和农民一起到人民公社里去，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段经历很好。
我当然要和人民打交道，要和边疆打交道，如果整天只认得王府井、西单、北新桥、前门大街，那能成为大作家吗？往新疆一跑，这一路上我认识了多少地方，河南、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吐鲁番、天山、准噶尔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赛里木湖……原来对我来说，北海公园太液池就够伟大了，到颐和园看到昆明湖我就已经服了，等看完赛里木湖，才知道天地真的广阔。
我还有看家一招，那就是坚持学习。总有人问我，你在新疆待了16年，都在干吗？我说，我在新疆是维吾尔语“博士后”，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五年博士、两年博士后，大致一共16年，所以我现在就是维吾尔语“博士后”。有这学习的一招，任何困难事情都可以过去。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学习最好的时候，因为别的事情干不成，就全心全意学习新的知识好了。
“我一写小说，每一颗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
记者：每个人都可以走很多地方、经历很多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把东西写出来。您2019年初发表了《生死恋》，今年又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新的长篇小说《笑的风》，您曾经说过，“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那在您看来，文学到底意味什么？
王蒙：这个就回过头来说——文学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把我所珍惜的、所感动的、所热爱的一天一天的日子镌刻下来，书写下来，制造出来，然后你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了那些日子一样。这样我不光是过了这个日子，我还爱了这个日子，还想了这个日子，还写了这个日子，还描画了这个日子，我还反复琢磨了、咀嚼了、消化了、整理了、梳理了这些日子，在某种意义上挽留了这些日子。如果没有《青春万岁》，我尽管没有忘记1948年到1953年的这些日子，但是慢慢就记不太清了，总不能说我85了还跟15岁一样激动、一个劲头，那不也有点闹笑话嘛。所以文学的好处就是它把生命挽留了一下，它把经验挽留了一下，它把我自己的爱情，对土地、对国家、对人、对历史的这种爱情挽留了一下。所以文学还是挺有意思的。要没有《青春万岁》，我再说起那几年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词。要没有《这边风景》，我说起新疆的生活来跟现在也不一样。
我从事创作前后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今年距离我写《青春万岁》已经是第67个年头了。当然时间长短并不是绝对的，别人有的时间短，可是写得特伟大那你也没法跟人家比。可是对我来说，很可能还不限于67年，我还能继续写下去。因为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比较宽广，我写北京的学生、农民，也写新疆的农民，写北京的大知识分子，也写外国人，所以我写的这个世界比较广泛。我兴趣也比较广泛，所以同样的事情可以从这边下笔，也可以从那头下笔。
古人说，一个人写作是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年轻的时候写诗词歌赋，老了以后就写理论，写孔孟老庄了。我这几年也写了好多孔孟老庄，可是小说我照样写，而且写小说的心情最不一样。我一写小说，每一颗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叫抖擞也行，叫哆嗦也行，每一根神经都在那颤抖，因为它是全身心的，既是大脑的也是小脑的，也是情感的，也是细胞的，也是嗅觉的，也是听觉的，全身心、全感官的这种反应就觉得非常快乐。
记者：您觉得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中，文学能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力量？
王蒙：我觉得文学的力量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的力量，人们的精神生活受到文学的影响，从文学里他可能得到安慰，可能开拓眼界，也可能受到某种刺激，引起思考。现在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还不能说精神生活也有了足够的提高、完善和开阔。文学在这方面是起作用的。还有，文学在客观事实上成为了其他艺术形式的必要基础，舞蹈、美术、戏剧、电影、建筑往往都需要有一个文本的雏形。
虽然现在文学从受众的数量上来说是不理想的，但它仍然是基础。当我们谈起文艺来的时候，往往还是先从文学说起，所以文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是长久的。还有一点，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长寿的，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所以文学也是我们对子孙的一个交代，不是说文学一定马上就起作用，《红楼梦》当时发表的时候起了多大的作用？也很难说，但是它是整个中国文化的象征和瑰宝。
记者：您怎么看待文学和时代精神的这种关系？
王蒙：我们中国尤其是这100年以来，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比如说你要到欧洲去感觉就不一样，欧洲很注意挽留历史，不让历史变化。
中国确实是发展太快了，变化太快了，有些人如果出国时间久了，再回到北京他都找不着自己的家了。所以所谓时代的变化，不是政策的变化、口号的变化，或者是精英、领导人物、政要的变化，实际上是全民生活的变化，仔细想一想，我们现在从服装到说话的方式其实都在变化。网络上有新词，生活里也有新词，从外语里头也吸收进来了一些词。但这些新词多了，不一定好，不见得就正确，就对。还有写作的人的思想感情也跟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有变化的一面也有坚持的一面。所以保持对于生活的发展和变化的敏感，保持对这种发展和变化的兴趣，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也很重要。要有新的灵感，哪怕是一个微小的角落它也可能和大的时代大的世界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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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中断的阅读，理解世界的复杂性
记者：您的创作受过哪些外国作家、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王蒙：首先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形成一个俄罗斯文学的阅读高潮，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果戈理这都是如数家珍的，有的甚至于反复地读，有的还能背下来。然后很快就进入到对法国文学的阅读了，沉醉于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他们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
我还要特别提到，在我处于逆境的时候读得最多的是狄更斯，像狄更斯的《双城记》跟我的处境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告诉我，在历史的转折当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意料之外的境遇和考验。狄更斯这点写得最好、所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此外，对苏联的作品我也有一种热爱，比如说法捷耶夫，他那种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理念非常深厚，即使碰到了一些让他心情变得很复杂、很沉重的东西，但他的文学的使命感不变。还有视野广阔的爱伦堡，他的《暴风雨》中不同场景随时切换，写出了世界的复杂性。
像我写《青春万岁》的时候不断地看《青年近卫军》，在歌颂苏维埃青年人的精神面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法捷耶夫，你可以说他写得比较理想主义，实际上苏维埃时期不是每一个青年都那么美好，但那怕什么？他写出了他的理想，写出了他所追求的那种美好的青春。当然，后来我接触的就更多了，比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约翰·契佛，以及中亚诗人纳瓦依、莪默·伽亚谟的作品也使我受到启发。
记者：那您现在喜欢读哪些书？阅读趣味和之前是否有发生变化？
王蒙：以我最近这一两年来说，读了不少有关传统文化的书，我也都写了有关的读书笔记。比如说关于《论语》，我写了《天下归仁》这本书；关于《孟子》，我写了《得民心得天下》这本书；关于老子，我写过《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关于庄子，我写了《与庄共舞》；现在正在印的是我的一本关于《列子》的书。我现在还正在写关于荀子的书，这都是我喜欢读的。
另外有些文学类过去不熟悉的书，我也喜欢看，比如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还有土耳其作家于米特的小说《伊斯坦布尔死亡纪事》，我看得也很有兴趣。还有一个电影叫《布达佩斯之恋》，其实它的原著小说的名字是《忧郁的星期天》，那是一个德国人写的小说，也非常有意思，这都是我最近阅读的。
不过说实话，我的阅读数量比过去少多了，因为我除了听力有衰减以外，视力也不如过去了。虽然精神你还可以扭两下，甚至还可以耍肌肉，但是耳目都已经有下行的表现，这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