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本轮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具备大流行病特征，国际社会面临巨大挑战，诸多国家社会运行机制暂时停摆。当下，我们不禁会思考一旦未知的病毒侵袭人类赖以自傲的城市文明，公共卫生机制当以何种途径为羸弱的生命搏出一线生机？在随之而来的健康伦理面前不同的社会体制又将作何选择？回溯历史，针对上述一系列的问题，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M.Preston）1994年出版的非虚构小说《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给我们诸多启迪，他以新闻纪实的笔触，辅以小说创作的技法，详实记录了非洲埃博拉病毒的首次暴发以及1989年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城猴舍发生的一起病毒暴发事件。该作品用理性的视角、细致的分析，真实还原了埃博拉病毒在局域暴发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的防线被一层层撕毁，冗杂混乱的制度漏洞暴露出来，恐怖在阴暗的角落肆意蔓延，甚至连美国恐怖小说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也不由得将《血疫》中的第一章称为他这辈子读过的最可怕的内容。
深受“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开拓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的影响，普雷斯顿在非虚构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主张将历史的真实性与新闻的严肃性并举，尤以书写科学题材类的作品见长。作为一名非虚构作家，他克服了某些虚构作家所难以突破的局限性，即生活阅历与知识背景的局限。凭借扎实、专业的观察，加之出色的写作表达技巧，普雷斯顿穿梭于不同的行业领域，成为一个百变作家：他先于1984年获得美国物理学学会的科学写作奖，10年后又凭借《血疫》成为第一位作家获得“美国疾控中心防疫斗士”奖。从叙事视角来看，他常采用新闻报道中各种长镜头、蒙太奇的叙事方式，借助专业术语以及专业知识的恰当运用，力求准确传递镜头下的世间百态，引发读者的反思。《华盛顿邮报》书评人格蕾丝·利希滕斯坦（Grace Lichtenstein）评价普雷斯顿为一位拥有将复杂生物学知识变得引人入胜这种罕见天赋的科学作家。
从总体上看，《血疫》的创作切合了普雷斯顿一贯的文学主张，他以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城的埃博拉公共卫生事件为故事叙事核心，叙述看似美丽却致命的丝状病毒在非洲大陆的“发迹史”。其实，这种恐怖生物早已在某些非洲村庄和美国四级生物实验室中露出过狰狞面目，就连全副武装的病毒专家们也不愿触碰。在实验室为数不多的病历记录中，埃博拉几乎与死亡等同，几乎所有的现代医疗手段均宣告失败。然而，这一类本应混迹于热带雨林的病毒却通过臭名昭著的猴子贸易登陆美国：发生于黑泽尔顿公司“猴舍”猴群的离奇死亡引起了美国疾控人员们对于这种致命病毒的极端联想。考虑到埃博拉病毒可能造成的巨大威胁，美国最终选择出动军队“核平”大楼。可悲的是，在巨大的危机面前，“疫情防控”竟成了美国政府部门争权夺利的舞台，权力交错之下利己的猴子供应商“冠冕堂皇”地保全自身利益。而当各方利益群体争执不休时，恐惧早已吞噬了无知的民众和防疫一线的工作者。普雷斯顿通过多人物视角切换将读者带到病毒侵蚀过的各个荒凉角落，使人类不得不正视身边这致命的“恶魔”；伴随病毒的四处横行，作家笔下的一幕幕好戏亦如利刃剥离人性的丑态，引发读者对于社会公共卫生体制以及健康伦理的反思。
埃博拉潜伏期：微暴发的新显病毒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世人对于疾病的看法，以及加诸其上的那些隐喻，不仅反映了人类文化上的巨大缺陷，还印证了人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更揭示了人们情感上的焦虑。”一旦具备高扩散性、高致命性的新型病毒以小型暴发的模式进入大众视野，一方面它具有的未知传染源、未知传播途径乃至未知后果都将对既有的社会卫生体制形成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病毒的“潜伏期”所特有的未知性也给侥幸者预留了转圜的余地。普雷斯顿正是利用埃博拉病毒的上述属性撕开了佯装坚固的美国疾控体系，将涉及个体利益与公共安全的健康伦理问题挖掘出来，暴露了疾控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首先，公共健康伦理问题的严峻起源于猴类供应商道德失范。1989年11月，位于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城的灵长类动物检验中心（猴舍）接收了100只来自菲律宾的食蟹猴，之后29只猴子相继发病死亡。找不出病因的猴舍管理者丹·达尔加德于11月13日向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报告了病猴的相关情况并要求化验，随后被告知可能存在埃博拉病毒传染的风险。这位机敏的猴舍经营者在此时显示出了“过人”的经商智慧，他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府就此事召开的公共安全会议，掌握病毒研究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要求猴舍内的饲养员们穿戴防护服并对外封锁消息，降低公司的负面评论。作为会议的列席者，丹在各方争执过程中错误判断了病毒的传播风险。因此，他在回绝研究所进入猴舍的请求时轻描淡写地说道：“研究所的介入会给公司带来无法销售产品的严重后果，企业也最终将在民众抵制下分崩离析。”但病毒蔓延并未就此止息，越来越多的猴子出现了埃博拉的临床病症并死亡，事件的发展愈发脱离控制，两名猴舍饲养员的患病终于压垮了丹的侥幸。“我们玩火玩得太久了！”这位经营者在承认失误的同时再次展现了“非凡的”应急能力。他开始寻求将猴舍的管理权移交给陆军研究所，希望军队为猴舍大楼负起法律责任，这一自作聪明的无理要求最终未能如愿。《血疫》中描写到：为了降低成本，公司将居民区违规改建为猴类检疫中心，而缺乏严格的检疫程序和对生物废料的随意处置更是造成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原因。猴舍经营者所谓的“聪明”是将个人利益凌驾在公共安全之上的失智之举，最终被吊销营业执照。
其次，个体企业的道德滑坡撕开了防疫系统的豁口，美国政府部门间的权力重叠则进一步导致卫生体系内部的周转不灵。为了更好地应对疫情，美国政府召集了所有的职能部门进行研讨，一场事关抗疫主导权的闹剧即将上演。在德特里克堡总部的会议室里，代表了陆军研究所的C.J.彼得斯医生与来自疾控中心的乔·麦考米克互相攻讦，乔以自身救治过埃博拉患者的经历，鼓吹疾控中心有能力在12小时内检验病毒；而彼得斯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他用讽刺的口吻调侃道，“此事并非试验新技术的好时机”。双方把驳斥对方发言作为讨论出发点，俨然将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当成了自我表现的舞台。此次会议对话实质上是疾控中心与陆军研究所权力碰撞的缩影，对公共安全负有共同责任的双方一时相持不下。最终，僵局被具有更高权威的拉塞尔少将打破，管理权的被迫平分看似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却也保证了卫生系统运转得更高效。
其实，病毒潜伏期温和内敛的假象是麻痹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症结。在巨大的未知性面前，公共健康伦理的有效执行将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效率产生巨大的影响。
埃博拉结晶期：极度扩增的恐惧
当埃博拉病毒成功地侵入细胞，它们开始在细胞体内极度扩增起来，形成一簇簇的黑色团块，这种被称为“类晶体”的病毒砖块是引发细胞膨胀死亡的罪魁祸首。在临床上，这一时期的埃博拉患者出现第三间隙（皮下组织）开始大量出血，内脏器官被凝结的血块挤压破坏，生命力以秒速流失，更为致命的是因大脑感染引发的精神麻痹，人丧失了对世界的基本感知。可笑的是，上述可怕的病症被施以神秘化的方式出现在美国政府发言人的新闻稿上，他们仍尽力委婉地告诫民众保持镇定。然而，疾病本身唤醒的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恐惧感，它以一种比疾病蔓延更快的速度击垮所有人的心理防线，撕裂人们珍视的体面形象，将人性脆弱的一面呈现出来。
公众对病毒的“无知”是造成其恐惧的先决条件，因而极易受到媒体和政府引导。日本推理小说家小酒井不木在《疾病恐惧心理的消除》一书中谈到：他们明明知道恐惧是有害的，却控制不住内心逐渐加深的恐惧，而无法逃离的恐惧本身又使得他们感到更加恐惧。在雷斯顿埃博拉公共卫生事件不断推进的同时，《华盛顿邮报》率先刊发了题为“弗吉尼亚州实验室在猴子体内发现致命的埃博拉病毒”的报道。就结果来看，这次的舆论引导是成功的。考虑到公众的脆弱情绪，美国政府官员们率先采取措施进行消息封锁。为了给民众营造一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的感受，研究所发言人C.J.彼得斯在媒体发言上谨慎地避开医学术语，避开行动中夸张的细节成分，这让猎奇为先的媒体铩羽而归。外松内紧的新闻政策在此次安全事件中虽有侵犯公众知情权之嫌，却通过适当调度危机信息的透明度达成了稳定民众情绪的目的。从效用来看，政府与媒体往往掌握不同的危机呈现模式，但民众的无知不应成为政府“故弄玄虚”或媒体“尺水丈波”的借口。
恐惧的终极目标是要吞噬“有识”的一线防疫工作者，借病症之怖彻底瓦解抗疫的最强力量。《血疫》中屡次再现四级病毒生物实验的医学“逆行者”与病魔做斗争的场景，惊心动魄：其一，“灰色区域”是所有研究人员进入实验室前的必经之地，更是一个高危区域与普通世界的过渡区。研究员被安排裹上四层厚重的防护服然后进行消毒，穿着的过程实际也给进入者提供了心理缓冲的时间。在美军四级生物实验室的历史上有过明确的记载，许多医生因无法承受衣服的重重包裹与病毒的双重恐惧而毅然选择退出。即使接受了最为严格的训练，在极端恐惧面前，人们产生心态上的变化仍属常见。普雷斯顿没有回避一线工作者的情绪波动，悲悯生死之下仍鼓起勇气与死神共舞是作为医生职业的可敬之处。其二，病毒专家南希·杰克斯在试验过程中不慎划破了自己的防护服，导致埃博拉血液样本渗进手套上的缺口，她需要紧急处理。在灰色区域内迫切想要脱下防护服的南希无比煎熬，手掌不断传来的滑腻感是埃博拉病毒的指尖舞蹈吗？内心的恐惧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大脑，阻滞了呼吸。幸运的是，最后一层医用防护手套隔绝了她与病毒的近距离接触，她只是需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场景再现，扣人心弦。其三，具有相似遭遇的彼得·耶林医生在承受感染埃博拉风险的同时也恐惧着上报后面临的处境——被关入“生物监狱”，失去自由，精神崩溃，甚至成为被观察的“试验标本”。彼得深知研究所的规矩，决定隐瞒行径。他将自己关入四级实验室，一方面与公众之间设置安全距离，另一方面便于自身进行血液感染测试。普雷斯特将一线医学工作者疑似感染的心路历程一丝不漏地描写出来，“逆行者”在生死选择面前无所畏惧，人性中坚强的品质显得弥足珍贵。
埃博拉暴发期：绝望的共生
“核平行动”在事件的结尾如期而至，因为始终无法掌握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美国军方认为只有采取在生物学意义上彻底灭杀生物，并将捕获的高危病毒锁入最高级别生物实验室的方式才能完全避免疾病暴发的可能性。事实上，原本被认定无处可逃的病毒却在猴舍贸易重启后再度蔓延。随着医务工作者研究的深入，雷斯顿·埃博拉病毒最终被定性为对人类暂不具有致病性的亚种，幸运的弗吉尼亚州逃过一劫。但没有人能预测这些在显微镜下状如权杖的丝状病毒下一次又将以何种面目光临脆弱的人类世界？病毒学家们至今未能揭示埃博拉的全貌，“暴发式致命传染链”更是用人类的生命换取的经验。
普雷斯顿在《血疫》一书中还描述了暴发埃博拉的非洲国家，疫病所过之处，村庄瘫痪，哀鸿遍野。致命的传染病原体以爆炸的形式在群体内传播，致死率极高。因非洲多数国家医疗水平落后，且公共医疗相当缺乏，在疫情暴发以后往往采取封城隔离，甚至是杀死传染者的残忍方式“断臂自保”，该举措的背后是对埃博拉病毒的束手无策。在所有的已存案例中，普雷斯顿骤然发现埃博拉作为最恐怖的病毒也时常展现出无法预料的节制的一面，它在不可预料的地方突然暴发，尽情嗜杀冒犯之人，而当人们对于疫病控制近乎绝望时，它又突然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令人诧异。
为了揭开此谜，以尤金·约翰逊为代表的病毒猎手们通过对病例的层层排查，深入菲律宾和肯尼亚找寻埃博拉的踪迹。在棉兰老岛和奇塔姆洞内，专家们使出浑身解数，最终无功而返。普雷斯顿因而将埃博拉总结为“大自然的猎手”——它曾在一些村庄和猴舍里兴起，闪现身影，进食，然后回归森林，但终有一天它还会返回人间。从这一层面上来看，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该致命病毒所圈养的“食物”。
最后部分，普雷斯顿以悲观的视角回顾埃博拉的暴发经过，认为绝望的共生关系可能是当前人类与埃博拉之间的真实写照，苦笑中流露出一丝哲学的意味。美国精神病专家卡尔·梅宁格曾说过：“疾病之诱因，部分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来自于他对待自己的方式。”普雷斯顿以亲探乌干达和肯尼亚的边境上奇塔姆洞的体验，告知读者城市文明如何逐渐侵蚀热带雨林以及人类如何屠戮转售野生动物，被誉为“地球上的一颗王冠宝石”的肯尼亚埃尔贡山只能在向导罗宾的回忆中熠熠生辉。在普雷斯顿看来，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一旦人类不能协调好与自然间的共生关系，那么致命病毒会将人类剔除出局。
苏珊·桑塔格的“反阐释观”认为文学作品存在对于疾病过度阐释的问题，却不乏对于非虚构类作品合理性及其深度的肯定。普雷斯顿的非虚构小说《血疫》克服了传统的记录主义新闻作品的视域局限，以真实的埃博拉事件为引，揭示了疫情当前不同社会体制暴露出的种种漏洞，以及因疾病恐惧所造成的脆弱人性，反映了作家普雷斯顿的哲学反思、人文关怀和深刻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