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的最后一天，法兰克福书展刚刚结束两个星期，编辑刘琼告诉我，她看中一本“必须摸到实物”的书。两天后，一本黑色的小书飞跃欧亚大陆，降落在我的书桌上。即使并非这本书的首位中国读者，我也一定位列在先。

有些文字，就像装在暗匣里的风和寂静。盖子一掀开，就不由分说地添满时空，消去现实的噪音，以它独有的频率振动出另一番天地。气息，那种置你我之身于其中，却无法描述、无法把捉的形而上，那种使叙事超然于情节囚牢的象外之境，那种迅速扩散的冷热干湿，那种梦境般的包裹，那种无声无息的霸道，是文字的辨识度，是笼罩画面的明暗，是灵光和气质，是能指符号游离于所指内容而在的自在之意。

我说的是，尤迪特·沙朗斯基的才华：正文走到第5页，我已经知道了答案。那几页只是在写，漂在海上的库克船长如何无所事事。可风平浪静的太平洋，那么阴森，没有动作的剧情，那么绵密。我立刻明白，这是有魔力的文字。收到书的3个小时后，我问刘琼：“一年时间可以吗？明年底给你译稿？”

我说的是，沙朗斯基的野心：她不屑把目光禁锢于死物，她无意罗列孤品珍玩、尽情放大细枝末节、用透视的射线读取纪年和工艺。她有更宏大的愿望，她要劫夺时光、复活空间，她要以曾经发生过的12次亡逝为契机，借物还魂，重新开启12个不同维度的世界。写作之于她，不是记录，而是通灵。本不可能相遇的生命因此在她操控的仪式中邂逅、相撞、交谈，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截面因此在同一块屏幕上蜃景般错落交叠。

我说的是，翻译的难题：怎样找到恰切的声调，去描述天堂脆弱的安宁、死不瞑目的屈辱、期待落空的沮丧、浓到化不开的孤独；怎样调适焦距，去虚化童年的回忆、尖锐艺术家的感知力；怎样选择滤镜，让空白绚烂、让靡丽惨淡；怎样拧紧或旋开时间的发条，放缓日常生活的琐碎、加速权力和财富的毁败、凝固未来的不朽、甚至流转宇宙的“成住坏空”。

然而，斟酌调性，已是大半年之后的事。最初的难题，并非语气的找寻，而是书名的译法。此事无关诗意，仅仅因为需要填写一张立项申请表。德文书名Verzeichnis einiger Verluste，首尾两个名词。Verzeichnis指陈列出所有内容物的清单、目录、索引或一览表，它清晰、冷静、自信，有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Verlust的字面意思是损失、丢失、丧失或失败，是惘然、不甘和忘言，这个更偏重于过程的抽象名词，少见地用了复数。若房子烧毁，保险也会开具被毁财物的清单，博物馆和图书馆亦有其污损品的统计。所以，“损失清单”是真正存在的。然而，书名在einige一词上出现了矛盾，这个模糊的数词指少许、几个、若干，它简洁而谦逊地限定了明细的数量，与无所不包的“清单”形成反差。三个简单的小词并列，一种若有若无的张力呼之欲出，虚实、动静、有限和无限的对决，似乎让一切都不确定起来。幸运的是，汉语天然多义。“录”，本身就有从总体（Verzeichnis）中拣选若干（einige）的意味。在“失”之结果之外引入时间维度的“逝”，也可以提示“Verlust”所暗含的动态过程。“逝”与“录”之间的“物”，使过程凝结显象，让整体踏实下来，更有质感，同时与“录”在语音上产生重叠，呼应德语中两个名词前缀“ver”所押的头韵。“逝物录”三个字就此敲定。

拍下版权，签好合同，接下来的事，颇有些出乎意料。德方苏尔坎普出版社要求我提交一份工作简历，审核翻译资质。三个月后，2019年春节刚过，收到某翻译协会的研讨会邀请函，地点在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城市，施特拉伦。费了一番工夫搜索后得知，协会此前的同系列活动，邀请的是君特·格拉斯和克里斯托夫·兰斯迈耶。再后来，歌德学院亚洲年度联合翻译项目也选定了这本书。当时，因为还有其他工作在先，我仍未读完全书，仍不知作者尤迪特·沙朗斯基是谁。

5月，在坐了14小时飞机、2小时火车、40分钟公交之后，我终于辗转到达德国与荷兰边境的小镇施特拉伦。正午阳光灿烂，风还是寒的，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安静得像在童话里。参会共13人，11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译者，作者沙朗斯基本人，还有历届会谈都在场主持的元老级人物雷娜特奶奶。

我们一行行读文本，沙朗斯基耐心回答每个人的疑问。这种考古似的深度挖掘，让我第一次领教到作家的细致：展台上每一处看似平淡、根本不会让猎奇看客们留心的暗纹，都是在极为严谨的考证基础上反复打磨的结果。无法计算这本并不算厚的书里到底隐藏了多少引文、注释、地图、照片，我却有幸目睹到，沙朗斯基如何变戏法似的提炼了整整一大箱书籍、词典和复印资料，云淡风轻地将其收入12只各16页的小黑匣。也许是因为受过专业的艺术训练，也许是因为常年担任博物知识丛书的编辑，沙朗斯基感官上的辨识力超乎常人，用词之考究几乎让我生畏。她对动植物和种种微妙色彩如数家珍，甚至有专门的词汇指称狍子臀部的白斑。从康托洛维奇《国王的两个身体》到半个世纪前的恶俗读物《男人爱吃什么》，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到暗物质的发现，从预兆死亡的抚捻衣被到颠茄的毒理，浓酽的信息加剧了阅读的难度，沙朗斯基却反复强调，行文绝不应被事实性的说明打断。读者无需知道来龙去脉，就像欣赏风景时无需懂得水文地脉。对注释的拒绝，是沙朗斯基基本的文学态度——知识应服务于诗意，而非相反。她试图呈现的诗意，也丝毫不信奉天马行空的灵感或信笔由缰的偶然。诗意是诸多因素和合后的乍然涌现。表面的随性蔓生，掩盖着内部控制力强大的磁场，建构与消解、线性与循环、显白与隐匿穿插交替，跌宕起伏的长句与掷地有声的小词计算着准确的叙事节奏，环环相扣或遥相呼应的文眼一次次提点出险而不乱的脉络。每一息从精致中漫溢出碎散，都是对我的挑战。更大的挑战却不再局限于遣词造句，而是涉及到文本外的真实生命。

在施特拉伦的第一天晚上，协会组织了一场德国读者见面会，其中一个环节是，11国译者分别用母语朗读书里的同一句话，最终选定的是《萨福》中那句：“佛陀和孔子尚未出世，民主观念和‘哲学’一词还没被想出，可厄洛斯——阿芙洛狄特的侍童——已开始了毫不留情的统治。”沙朗斯基自己也依照惯例朗读了两段：古罗马斗兽场里的里海虎和大街上闲逛的嘉宝的独白。

我并不理解为什么选择这几篇，直至研讨会上细读到《居里克的独角兽》开篇的一个词“tragen”（担负，支撑，携带）。当时沙朗斯基轻轻地说了一句：这个词有怀孕的意思，也是前一句话里“紧张压力”的根源，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在《独角兽》那段几乎没有情节的叙事里，“我”打算写一本怪物指南的计划没有成功，却因为偶然捡到一团致幻的狼地衣，恍惚中看到了独角兽。现实中希望人工授精怀上孩子的尤迪特，也未能如愿。为什么是独角兽？因为它是西方男权话语中贞洁的象征，传说中只有处女才能看到。发现了真空的居里克，阴差阳错地组装出一具并不存在的独角兽的骨骼，时至今日，真空之真未变，充满性暗示的幻兽则彻底沉入历史。沙朗斯基也在保护着女性的“真空”，她不需要被另一个性别定义，她不会被“暴力掰开”，淡淡的文眼，暗示着她的同性取向，也暗示着她人工授精失败、无法孕育生命的沮丧。信号如此隐晦，我们这些译者，几乎无人读得懂。只有瑞典的阿姨说，我明白。震惊之余，阿姨说了一句几乎让我流泪的话：因为我的女儿也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就是，她以后怎么样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想起里尔克说，书是镜子。每个读者都在读自己，每本书也都是作者的无声自传。《逝物录》里的物象，一定都曾在某个时刻与尤迪特发生过共振。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纪念某件消失的东西，只有与我们自身发生关联时，它才会被记住。于是，雍容威猛的雌虎，变成观赏取乐的对象和交配生殖的工具；自恋、忧郁、不在乎禁忌的蓝衣男孩，成为在性别辨认和爱情失意中彷徨、孤独的嘉宝；被洗劫的冯·贝尔庄园，荒芜成扼杀了奇迹和神性的寡淡童年；东德气派堂皇的共和国宫，与父母失败的婚姻一样，充满欺骗和假象。这只有12层隔板的黑匣子，不仅是对遥远时空的招魂，还隐身着一位无处不在、抛弃了巫师身份、把自己剖开给你看的普通女性尤迪特。

写作、翻译、阅读，每个过程都应该缓慢下来，等待杂质沉淀，等待文字的充分渗透与化合。无奈的是，不论作者、译者还是读者，谁都无法真正离弃自我、悬空于绝对的无我之境。但也许，这层抹不去的、人人相异的“我”，恰恰是让文学生效的最重要的催化剂。沙朗斯基明白这一点，也因此准予译者几乎算得上放纵的自由。她不止一次说，这是我的书，现在由你们来写。我当然没有篡改的特权，也绝无僭越之想，如果可能，我甚至希望紧贴原文字字照搬地“硬译”。然而，和所有人一样，我也无法超越自己，无法超越我自己的经验、见识、阅读能力，更无法透明地凌空于语言，如若无阻地游移穿梭。作为本应隐身的译者，我必然会在译文中留下抹不掉的笨拙水印，也极有可能无力传递原文那致密而不压抑、绮粲而不炫目的质感。那么，就借此机会，向沙朗斯基和《逝物录》的中文读者，道歉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