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快餐式的文化、碎片化的信息充斥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五花八门的“明星”“偶像”“流量”轮番占据着各类媒体的版面,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娱乐浪潮。有人因此认为,这个年代已经不需要英雄,不需要那些宏大的叙述、深刻的主题、崇高的使命、超越的精神,“英雄已经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反英雄的精彩表演。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时代,英雄神话无可奈何地让位给了世俗神话”。
英雄真的“过时”了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如刘禹锡在诗中所说,“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所拥有的生命力是永恒的。他们以厚重的历史分量和现实意义,默默构筑起我们时代的精神基底。然而当偶像更迭,流行褪色之际,英雄仍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在诗歌、绘画、影视等艺术作品中被人传颂。
上映于1964年的电影《英雄儿女》就是这样一部讴歌英雄的经典之作。影片故事发生在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王成伤愈出院后,主动请战,立即投身到新的战斗之中。为了阻止美军的攻势,他顽强坚守无名高地,最终手握爆破筒跳入敌群,壮烈牺牲。他的妹妹、文工团员王芳怀着悲痛的心情,以一曲《英雄赞歌》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将士,并继承哥哥遗志,在前线英勇御敌。政委王文清认出王芳是他多年前失散的亲生女儿,但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并未与之相认,直到王芳与养父王复标在朝鲜重逢,才知道自己的身世,父女终于团圆。作为一部战争题材影片,《英雄儿女》没有单纯地描绘战争场面,而是通过兄妹、父子、父女、战友等多重人物关系,架构起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塑造了立体丰满的英雄形象,用多种手段、从多重维度描绘了朝鲜战场上激昂的英雄主义画卷。
崇高的英雄美学
作为一种审美形态,英雄总是带有非凡的、理想的、超越性的崇高特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崇高正是英雄区别于凡俗的本质特征,也是文艺作品在描绘英雄时不可或缺的美学向度。在影片中,英雄的崇高之美通过一系列浓墨重彩的视听手段呈现出来:在王成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高潮段落,枪炮声、冲杀声等真实的环境声归于沉寂,激昂雄壮的合唱声渐渐增强,手持爆破筒的王成立于高地,背后是万仞山川和透彻乌云的霞光,仿佛为其戴上了神圣的光环。与仰拍镜头中王成的高大身姿相对,俯拍下的美军士兵显得矮小畏惧、惊慌失措,一段快速的切换剪辑后,王成英勇捐躯,抒情的音乐伴随烟云、松涛响起,烘托出史诗般的崇高氛围。
在这一段落中,崇高之美通过英雄的牺牲呈现,验证了“痛感审美”的特质——痛感比快感更深刻、更强烈,构成了英雄形象的庄严底色,观众在悲痛、震撼中体会到强大力量,进而产生对烈士生命价值的感悟,完成精神的升华。
诗意的英雄气质
与一般的战争片不同,《英雄儿女》并未把创作重心放在战争场面的再现,而是用相当篇幅抒情写意,运用音乐的独特表现手段,展现出热烈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在影片中,“王成牺牲”这一高潮情节在前三分之一处便结束,但紧接着演唱《英雄赞歌》的段落则由写实走向写意,画龙点睛般点出了影片的英雄主题,将歌颂英雄推向新的高潮。
在插曲《英雄赞歌》悠扬舒展的歌声里,影片从天空、松林等充满隐喻的风景切入,通过镜头调度,完成远、中、近景的流畅转换,中途一度插入联想蒙太奇,由战士缅怀沉思的神情,叠化出王成奋勇杀敌的身姿,呈现出鲜明的抒情性。主歌部分的歌词用“烽烟”“青山”“晴天响雷”“大海扬波”等大量带有民族化审美特质的传统意象,进一步渲染英雄的光辉形象,而副歌部分的歌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则延续了将死亡崇高化的诗意风格,并通过“重章迭咏”的处理手法,使歌曲达到一咏三叹,荡气回肠的效果。直到今天,这首动人的插曲依旧广为流传,成为赞颂英雄的经典之作。
人性化的英雄情感
英雄是崇高的、恢弘的、超越的,与普罗大众的日常审美存在一定距离。一方面,这种距离造就了英雄的魅力,另一方面,这种距离如果过大,就会令英雄变得高不可攀、曲高和寡,削弱其真实性,对英雄精神的宣扬形成阻碍。因此,电影《英雄儿女》不仅呈现了恢弘壮烈的英雄事迹,也表达了细腻、深沉的英雄情感。
影片继承了巴金原著《团圆》的个人化视角和伦理叙事结构,并将情节重点放在情感表达上,对于父子之情、兄妹之情、战友之情,甚至是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等都进行了细腻的描写。譬如全片的主要线索之一,王芳与生父王文清的重逢,在开头便通过王文清若有所思的表情特写埋下伏笔,当王芳失去兄长时,王文清按捺住了认亲的冲动,鼓励她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不负父兄的嘱托。这既是为成就“大我”抑制“小我”,也是为成全他人而牺牲自己,朴素、生动的人情人性与高尚、纯粹的道德理想交相辉映。在经历生死离别、劫后重逢后,这对父女终于在战场上相认,创作者匠心独运,将这一团圆场面(而非常规的战争场面)作为全片的高潮,使英雄形象不仅有了高度、深度,也有了情感的温度。
真实的英雄事迹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涌现了无数英雄儿女,据不完全统计,共评选出了30余万英雄模范和近6000个英雄集体。编剧毛烽在搜集素材的过程中发现,以“同归于尽”方式英勇牺牲的我军将士数不胜数,甚至仅一个团,在一场战役中就出现了20多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最终,影片融合了杨根思、于树昌、蒋庆泉等多位战斗英雄的事迹,熔铸出“王成”这一典型人物,真实塑造了志愿军英雄的群体形象。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作为一名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普通战士,我对这句台词有着切身的体会。1950年,我正在北师大附中读初三,与全校师生一起报名参军,最终有幸成为班上被批准入伍的四位同学之一,在志愿军高炮团政治处担任宣传员,就像影片中的王芳一样。在战争间隙,我们与战士们一起擦拭火炮、准备弹药,教战士识字、唱军歌,往往前一天还谈笑风生,第二天就要接受残酷战火的考验。其中最惨烈的一仗是持续了七天七夜的清川江战役。为了破坏清川江大桥这座我军运输补给的大动脉,美军出动了上千架轰炸机猛烈进攻,而我所在的炮团测高班,负责监测敌机的高度、方位,因此也成为敌人的攻击重点。记得那时在阵地上送炮弹、抬伤员,机关枪扫射的弹片打在钢盔上当当直响,重型轰炸机的投弹在身畔隆隆轰鸣,有一两次,炸弹掀起的泥土石块几乎将我们掩埋,我不禁想,这回可真要“抗美援朝”了,但最终又逃过一劫。当然,不是每位战士都如我这般幸运,在生死关头,也有许多人像王成那样舍生赴死,慷慨捐躯:譬如担任测高班班长的是一位名叫刘兴沛的战士,我还记得与他一起擦炮弹、唱军歌,记得他活泼开朗的性格,当面对敌机轰炸时,他又是那样沉着坚定,毅然用身体保护了具有重要作用的测高仪,自己却牺牲了。我们也像王芳那样,为他编排了节目,在部队中传唱。他的名字或许并不为很多人所知,但在我的心中,则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迹。
在这场战役中,仅我所在的512团就牺牲了100多人。对于这些死去的战友,我们只能给他们擦洗干净身体,放入布袋掩埋。战役结束后,部队评选出了100名“人民功臣”,我是其中唯一的女兵。这段经历让我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活着的价值是什么。虽然离开了朝鲜战场,但我永远都是一名志愿军战士,唯有继续拼搏,奋斗不息,才能不辜负战友们的牺牲。
战争烽烟已远,英雄浩气长存。在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希望有更多人通过《英雄儿女》等经典电影作品,了解70年前英雄们的伟大光辉。我相信,英雄的精神必将穿越时空,辉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