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形成了一个怪癖——不断地以推陈出新的方式来彰显当下文坛的繁荣景象，不但各种思潮、流派层出不穷，“代际作家更迭”现象更是成为重要推手。“80后作家”群体的出场已经带有造势的嫌疑，到了“90后作家”，这一套成熟的“造人机制”更是变本加厉。相对于这种“外延式的文学繁荣景象”，“内涵式的文学本质建设”则一直被延宕，甚至被忽略。加之最近一段时期，“城市文学”也再度跃为热点话题，关于城市风物、城市写作等的讨论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从这一角度来观察“90后作家”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切入口——当青年遭遇城市，意味着“外延式的文学繁荣景象”遭遇“内涵式的文学本质建设”，拷问的是一代人如何书写城市，检验着他们文学实绩的成色。

文学书写城市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与中国近20年来异常迅速的城市化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城市与城市化进程，恰好成为作家们创作所遭遇的时代、社会与现实。一个真正沉思的作家是应该直接面对自己的时代，去关注社会和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难题，因为对于文学而言，关注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解决。城市书写一跃而为“90后作家”们的历史任务，便从属于这一文学和历史的规约。就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城市文学的发展与乡土文学相比，是过于欠发达了。从近代《海上花列传》等开始，城市写作的艰难起步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成为“难兄难弟”，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城市化变革，文学似乎始终在原地踏步。历史任务既然已经出现，“90后作家”如何应对，自然就成为题中之意。

披览最近创作的小说，为避免泛泛而谈，李唐的《记得》、宋阿曼的《白噪音》、王苏辛的《绿洲》以及夏立楠的《记忆陷阱》，甚至出生于1980年代末小珂的《审判者》，尽管并不是他们最好的作品，但作为观察“90后”城市书写的一隅，恰能反映出其中可资观察的诸多线索。《记得》聚焦一个“城市漫游者”，书写他一天之中在城市中漫游之时眼前的印象与记忆的交织，形成了一个当下与过去的映照关系，一种荒芜、凄凉又莫衷一是的复杂感情氤氲其中，把现代都市人的心态和盘托出。《白噪音》偏向于“城市知识者”的日常生活，哪怕寄居于城市，他们也在追求着各自的文化梦，小说中从音乐到绘画，从巴赫到达利、梵高、毕加索，从无伴奏组曲到《大师与玛格丽特》，编织出一幅庞杂的文化图景。小说中的人物与其说是知识的贵族，不如说是时尚的小资化占有者，成功地把文化时髦化，消费文化并进而以此打造自我。夏立楠的《记忆陷阱》把叙述地搬到国外，讲述的是小说创作者与阅读者之间阴差阳错的误置关系，城市一变而为文学。

务须赘述更多小说的内容，观察这些“9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写作者偏重于“城市感觉”更胜于城市本身，而“城市感觉”几乎都被庸俗化地转为“个人感觉”。无意间的顾影自怜、莫名可状的失落困顿、遥不能知的生活终点……几乎构成了这种感觉的主要基调，甚至可以用“情感的无所事事”来应对这种小说气质。沉陷于城市生活的表面而无法窥探背后的城市内核，流连于城市造成的个人感觉而不能自拔，几乎是这类写作的通病。鉴于此，对城市的认识几乎无一例外都停留于城市风物的表面——高楼大厦、繁忙的地铁公交和拥堵的交通、各种小资的文化空间如咖啡馆和电影院之类，由于对自我关注而导致的细节膨胀和无法深入到城市风物背后去领会城市精神及其文化本质，导致了“90后作家”们的城市书写浮皮潦草，也造成了他们不可避免的“同质化”现象。《记得》叙述上与《尤利西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却缺少那种对现代人内心苍白甚至心理变态的一针见血式书写，陈涤与布鲁姆，甚至和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一样，但后者通过街道、橱窗探视到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隐秘本质，陈涤则停留于天桥、80年代的老建筑、各种车辆等而毫无进展。如果排除那些文化要素，《白噪音》几乎与《记得》差不多，对城市都是“印象式书写”。寄居于城市的众人，他们内心的隐秘与城市本身的要义，其实是构成城市文学的重要部件，却在当下的城市书写中销声匿迹。

也许对还处在文学起步阶段的“90后作家”提出如此要求，无异于苛责他们。让他们一出手就能达到《巴黎圣母院》《恶之花》《尤利西斯》的高度，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但捕捉城市内在的脉搏跳动，真正进入城市的场域来书写城市，最起码应该成为他们自觉的追求。无论与城市发生如何的关联，至少以城市为故乡的人和城市的外来者，应该能够看到城市不同的面相，对城市生活的本质进行思考，对城市所塑造的人物进行惟妙惟肖的刻画，即便是城市风物也应该是巴黎圣母院耸立在街头，展示商品的橱窗透过游荡者的目光看到现代社会的资本罪恶……它们应该成为城市的文化标志物，而不是构成城市的附属物，甚至是城市的衍生物。城市借由风物和人物来表达自己，作家也应该借助风物和人物来看透城市，从而提供关于城市的深层次思考。城市不是城市文学的故事背景和场地，也不是为人物提供临时住所的空间，城市是其自身，是有着独特思想和性情的存在者。当北京和上海在文学中无法辨认其独特个性，上海与广州又同一面容，那么就可以宣称，我们的城市文学书写，不是书写城市，我们的城市也只是为文学提供题材罢了。城市书写，作为历史赋予一代作家的时代任务，确实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