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新力量

城中巨象何处去

■陈润庭

陈润庭,1993年生于广东澄海,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如何书写城市经验,凸显城市精神,日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的热点问题。作为一种基于反映论的文学想象,城市文学是对未来合理的召唤。但可惜的是,批评家们似乎一直未在当下的青年创作中,发现当代的“波德莱尔”。不同于高晓声、路遥等上一辈经历“进城”的作家,时下许多青年作家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城市之于他们自然也构不成爱伦坡式冒险的乐园。另一方面,城市也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当代中国的一线城市与19世纪的巴黎不可同日而语,它如一头未知的巨兽,其硕大的身形,复杂的身体构造,对每一个企图以文学的手术刀解剖城市的创作者,都提出了经验处理与技艺创新的时代难题。

在历史上,城市的出现曾经为小说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小说的兴起之所以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带来了“剩余”的空闲时间,创造了阅读小说的读者阶层,“小说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中的人物、态度和经验的差异越显著,他的读者就越感兴趣”。劳动分工造就了城市生活相对隔绝的生活方式,养成了好奇的目光。在这一层面上,文学阅读作为一种隐秘的实践,同时满足了人类欲望中对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双重渴望。经验的隔离与分化,让每个个体的经验都具有了被记录与观看的价值。

面对庞杂无章的城市生活,我们需要一种巧妙的隐喻法,绕过现实主义的反映论规则,以局部代表整体,借有限指向未知,刺穿城市厚厚的皮肉,直达其精神心脏。而从王威廉的《城市海蜇》、李唐的《动物之心》以及马亿的《金鱼——致LY》等一系列青年作家的近作,都可窥见当下青年一代处理城市经验、捕捉城市精神的动态趋向。这些以城市为书写背景的小说都将动物作为最重要的意象来书写。因而,解读这批作品的关键,在于剖析动物这一意象背后的叙事逻辑,从而探明当下青年作家书写城市的困境与策略。

《城市海蜇》的叙事始于摄影师孔楠收到一张印着海滩和海蜇的明信片。寄件人是发小张锋曾经的女友文樱。为了寻求真相,孔楠决定赴深圳与文樱见面。随着叙事的推进,真相却愈发扑朔迷离。究竟是文樱去世后,对过往生活产生厌倦的张锋决定通过整容化身为女友,并以后者身份继续生活,抑或死者文樱承受不住男友(张锋因急性胰腺炎去世)离去的悲痛,便以身份易容的方式,乔装打扮成张锋的化身?依靠成熟的不可靠叙事手法,王威廉让真相在波澜重叠的叙述中不断地被推远,但却不曾消失在读者的视域之外。“城市海蜇”也同样是捉摸不定的,它漂浮在海面上,没人清楚,它们究竟是真实存在的生物体亦或只是一堆人造的白色垃圾。城市海蜇与张锋、文樱和孔楠的故事,具有高度的精神相似性。“大海是世界上最大的镜子”,借用这种城市海蜇,王威廉找到了当代城市人苍白的精神状况的最佳隐喻。

如果说《城市海蜇》是以未来的向度构成了对城市精神的追问,那么李唐的《动物之心》则是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人的异化主题进行改写。这篇小说的氛围与叙事者设置有着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子。“他”无名无姓,被最大限度地隐去了社会身份,成为最多数人的代表。他受雇于老板,被委以照顾被饲养在天台上各种动物的任务,如同《局外人》的莫尔索,对外部社会有着深深的疏离感。除此之外,他对其他事情都一无所知。生活在城市中的他总是梦见沼泽、丛林与雨水,以至于最后自觉退出人的生活,获得了一颗“动物之心”。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化作“动物之形”而构成现代人异化的经典之喻,而“动物之心”对《变形记》的改写则以内化的方式重构了“甲壳虫”这一隐喻。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城市中的现代人无法逃脱被规训的命运。当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甲壳虫后,其惊讶感恰恰是人的总体性尚未全然泯灭的情感表征。“动物之心”作为一种主动选择,则意味着异化的危机加深,只有彻底的自我放逐,丧失“人”的资格,才可重获野生的天性。通过对惯常意义中文明与野蛮的价值倒置,李唐戳破了城市文明的假象,描绘出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中的精神荒原。

马亿的《金鱼——致LY》同样聚焦于城市中的青年个体。小说主人公是一名北漂的编剧。剧本卡壳、令人心烦意乱的同事,北方的干燥与柳絮纷飞令“我”饱受鼻炎之苦。为了缓解干燥,“我”“继承”了上一位租客留下的金鱼缸,装上了水摆在枕边。后来“我”受到小紫猫的启发,在金鱼缸里养金鱼。随着小紫搬走、柳絮季节过去,金鱼死于黑夜之中,生活重回到原有的轨道之上,什么也没发生过。与《动物之心》相同的是,“我”借着猫的“动物之眼”发现了自身生活的缺失(金鱼缸里应该有鱼)。金鱼在小说中是审美需求的化身,借着金色的尾巴,马亿的叙述搅动了生活的一潭死水。在城市青年贫瘠的生活之中,似乎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日常,不能深究,而金鱼承载的正是日常审美的贫瘠,及其消亡的命运。

以上三篇小说都以城市中的动物作为都市精神的隐喻,但其形塑隐喻的方法却展现了这三位作家不同的小说笔法与取径。王威廉凭借一种“未来诗学”来弥合人造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命界限,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苍白可怖的精神景观;李唐接续了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对人的异化主题进行富有当代意义的改写;马亿则以细密的叙事针法逼近现实,展现审美需求在城市生活中的命运,展现当代城市生活的无意义与琐碎。城市之于青年作家既是日常生活的场所,也是故事发生的策源地。城市高速发展之下迸发出的崭新经验,正如城中奔跑的大象,撞进每个路人的眼里。当下城市文学书写的难点,依旧如何恰到好处地处理城市经验。乞灵于诗歌的经济修辞法,以动物为喻,能将庞杂丰富,难以理清的城市经验充分形象化;以动物为喻的本身也隐含着对城市人精神生命力消失的担忧。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动物与城市之间由于生命感而产生的对立与突兀,是这种动物隐喻能够带给读者惊讶的审美效果的基础。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审美效果会因为重复的使用而渐渐磨损,最终丧失叙事效力。当代的作家如何凭借更新的艺术资源与技艺,击中这城中飞奔的巨象之心,我始终保持期待。

2020-11-18 ■陈润庭 1 1 文艺报 content57260.html 1 城中巨象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