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丹麦导演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计划》（Drunk）在欧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除了入围2020年戛纳电影节之外，在前不久的“欧洲电影奖”评选中更是一举拿下四项大奖，并将代表丹麦征战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是有一点我们也无须讳言，那就是对于国内观众而言，看过此片后，除非是“麦子叔”——男主演、在好莱坞大火的丹麦电影明星麦斯·米科尔森的“饭”，大多数观众都会有点“懵”。他们恐怕会觉得，是，这还算不错的一部电影，可是真的有那么好吗？这不就是一个讲述中年危机的故事吗？有的桥段还显得有些突兀、生硬……如果说好，究竟好在哪里？
尽管很多米科尔森的粉丝认为只要看偶像跳爵士芭蕾那一段就够了，但显然其他观众不会这么想。我们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它“值得”欧洲电影奖。但“欧洲电影奖”这个奖项不就说明了问题吗？对于欧洲人来说它所引起的“共情”显然是更大的，这种共情是围绕着酗酒与自杀这两个核心议题展开的，这两个议题本身以及彼此之间都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实话实说，《酒精计划》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带给观众的启迪，恐怕要比温特伯格之前的两部作品，即《狩猎》和《家宴》要逊色很多。但有一些特点他依然保持了，比如北欧导演偏好的哲学性，在片头他就直接引用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哲学“金句”制造者、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一段话：“青春是什么？南柯一梦罢了；爱情是什么？梦中的幻觉罢了。”这无疑给全片奠定了一种克尔凯郭尔式的基调，一种渗透着绝望情绪的基调。
在影片拍摄期间，温特伯格的女儿因为交通事故意外丧生的事件，又为这部影片平添了几分悲剧色彩。
大多数观众容易简单粗暴地将高收入与幸福画上等号，但北欧的这些高福利国家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他们的自杀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往往也是酗酒严重的产酒国，是不少著名高度伏特加的产区。这部电影在俄罗斯也非常受欢迎，可能也与此有关。丹麦的酗酒尤其严重，据统计，丹麦人均饮酒量远高于北欧其他国家，酗酒比例更是达到20%。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比例，可以说酗酒已经成为丹麦的一大社会问题。但是，越是成为社会问题，越是有种种“喝”的理由，以及关于酒的哲学，这在北欧、俄罗斯很常见，您在地铁站迎面遇到的一个体面的或不那么体面的酒鬼会对你发表一大通哲学演讲，以证明不仅喝酒还必须喝得理直气壮，而且只有喝酒才是个“好人”，所以您必须支持“好人”——尽管最后只是为了跟您要钱买酒喝。这种现象在咱们这里很少见。
喝还是不喝，在高纬度国家恐怕是和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不活”差不多一样重要的“灵魂拷问”。但毕竟酗酒的负面评价较多，所以总得有点“理论支撑”——《酒精计划》的片名就来自于挪威心理学家芬恩·斯卡斯鲁德的理论：“人天生血液酒精含量是过低的，酒精浓度达到0.05时人最幸福。”
影片的主人公是四个中年男人，他们是同一所高中的老师，分别教历史、心理学、音乐和体育，都是有一点“边缘化”的学科。人到中年，他们对很多事情失去了激情，对教学、家庭、事业都提不起精神，历史老师（即麦斯扮演的角色）面临婚姻危机，音乐老师陷入家庭生活琐事，体育老师终日与狗为伴。有一天他们约定实践一下斯卡斯鲁德的理论，结果发现喝酒不仅给他们带来兴奋感，并且给他们的事业带来走出一潭死水的转机（千万不要认为中学教师是个一成不变的职业，咱们的影视剧对此关注极少），就像网红教师一样，他们在课堂上变得滔滔不绝，激情四射，鸡汤不断，知道怎么挑起青春期无知无畏青少年的兴趣，师生关系大为改善，一度让观众以为故事情节要朝着《死亡诗社》去发展，变成一首青春狂想曲，但幸亏导演知道悬崖勒马，及时将故事拉回了成人世界，甚至让中年人岌岌可危的夫妻关系都得到了表面上的修复。然而，他们逐渐加大了酒量——酒精诱惑逐渐开始超过了科学实验精神，在他们以为一切皆可控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酒精的俘虏，他们不仅将酒瓶藏在包里，把酒倒在保温杯里，还把包和保温杯到处藏匿。当周围的人觉察到这一切，他们已经成为酒精依赖症患者了。这个中年F4（他们也就是F4现在的年纪）到处闹事，弄出各种丑闻，之前的各种和谐顿时如同肥皂泡一般幻灭，婚姻破裂，家庭鸡飞狗跳，工作单位同事也都侧目而视。独居的体育教师选择了蹈海自杀，他的死令几位酒友震惊，他们似乎收敛了自己，“回归”了社会，但显然不能再和以前一样回到“正轨”，历史教师试图挽回婚姻，和妻子通过手机重新联络，而对方也似乎慢慢选择了谅解，但这种略显温情、带有鸡汤味道的情节并不能改变这部影片“丧”的本质特征。如果说在电影开头，“正轨”上的他是紧绷的，朋友们怎么怂恿他跳舞他都拒绝，那么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终于“放飞自我”。在中学生的毕业派对上，他跳起了爵士芭蕾（虽然对于一个荒废练习很久的中学教师来说，这舞蹈过于专业了），最后纵身一跃，定格——电影就此结束。从运动轨迹来看，他肯定掉进了大海。但是并不意味着导演说这就一定是自杀行为，因为没有人会在这么多人在场的情况下自杀，他一定很快会被捞上来的。但是这个动作无疑是一种“离开”，是一种对此岸的“厌离”。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有一句名言：真正有价值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这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当然也有人说，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北欧人民是太富足了，冬天太冷，夜晚又太长，所以需要酒精的慰藉，但在这么富裕的童话国度还想寻死，那就是吃饱了撑的。其实这种观点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文化差异。很多时候自杀不是因为遭遇了什么重大变故，而恰恰是因为在一派岁月静好的生活中找不到活着的理由。克尔凯郭尔虽然是绝望的，但是他并没有自杀，因为他有上帝。但进入现代性社会之后，上帝已死，用尼采的话说，是被我们自己杀死的。酗酒同样也与现代性有关。在前现代社会，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豪饮的赞美，到了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城市的兴起之后，它更多与“罪”相关。但同时就开始了对它的辩护。如果我们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话，一开头，第一部第一章，九等文官马尔梅拉托夫就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发表了一通关于酗酒的慷慨陈词：“贫非罪，这是真理，我也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更是真理，但一贫如洗就是罪了……社会清除一贫如洗的人，甚至不用棍子赶，而是用扫把扫，好让你感到更大的侮辱。因为一贫如洗，我就第一个准备侮辱自己，所以有酒店。”我们可以反向来思考这句话。如果按照时下的某种成功学逻辑，我们当然可以指责“都是因为你不努力”，但是，“努力”如果简单和成功、达到某种经济上的满足等同的话，在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人们甚至无需非常“努力”，但酗酒和自杀反而遥遥领先。这其实并不能简单解读为地域问题。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存在”的焦虑，主要是身份认同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我们都太需要刷存在感——这一点只要看看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就可以知道。一旦我们的存在感出了问题，我们就焦虑不安，而且没有什么体系或哲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为的岁月静好，很可能就像沙滩的城堡一样，一个浪打来就轻易摧毁——疫情期间这一点更加明显。
所以，尽管《酒精计划》看起来似乎并不合乎我们的品酒趣味——将其中的“斯米尔诺夫”伏特加换成“牛二”可能也没什么用——但这瓶新酒依然也有可品味之处。这部讲中年人的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是中学生的狂欢派对。这倒令笔者想起小津的一部影片《青春之梦今何在》。借青春之杯酒，浇中年人心中之块垒——只恐怕，借酒浇愁愁更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