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从题材的角度说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重要变化，但是，乡村题材仍然占有极大的比重。我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乡村文明的危机或崩溃，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对这一危机或崩溃的反映，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会大厦将倾却成就了《红楼梦》一样。乡村文明的危机一方面来自新文明的挤压，一方面也为正在构建的都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和空间。乡村文明讲求秩序、平静和诗意，是中国本土文化构建的文明；都市文化凸显欲望、喧嚣和时尚，是现代多种文明杂交的集散地或大卖场。无论我们对乡村文明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它仍然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仍在蓬勃生长的乡村题材小说。

彭东明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坪上村传》以传记的方式书写一个村庄的人与事，讲述一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源于作家挥之难去的一个愿望。在封面题记中，彭东明说：“我想我应该将半个多世纪以来村上的那些人和事记录下来，也算是为这座村庄做一个杂乱无章的传记。我在静静地梳理着那些风干了的岁月。”这是彭东明创作《坪上村传》的初衷。这个初衷隐含了彭东明重新发现坪上村秘密的欲望——生活，即便是亲历的，也同样有一个再发现的过程。这也一如沈从文对湘西的书写。如果沈从文没有城市生活经验，那个诗意的湘西是无从发现的。城市给我们以“挫败感”或创伤记忆，这时，曾经的乡村便被过滤为桃花源般的所在，前现代曾经有过的所有的问题被过滤掉了。另一方面，乡村生活中的淳朴关系、真挚情感等，也确有其感人的一面。即便如此，彭东明也无意于对农耕文明的眷恋乃至重塑的立场，以凭吊的情感方式讲述曾经的过去。他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以矛盾或悖论的心情面对正在转型的社会现实，在日常生活和具体的人与事中发现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承受这一切的是那些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村支书老万、村民长贵和他的六个孩子、佬黑、窑匠郑石贵、贺戏子和儿子豆子、陆师傅、彭跋、寡妇水莲、李发、桂花以及彭家的几辈老小，他们祖辈生活在坪上村。看到了他们，就看见了坪上村的今天，通过他们，也就与坪上村的历史建立了联系。

作为作家和讲述者，彭东明恰如一个希腊神话的“雅努斯”，一面向着过去，一面向着未来。他要做的，是呈现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解决其中的问题——面对过去，他因文化记忆而“诗话”了乡村，乡村在“再结构”中渐行渐远却诗意盎然，这源于他已经有了“现代”的经验，是“现代”照亮了他的乡村记忆。这一点，他与他的湘籍文学前辈有谱系关系；面对未来，“现代”未必都是好的，但它无可阻挡。“现代”是未竟的方案，它还远远没有完成“试错”过程，那是全新的、有待于证实的未完成性。彭东明的诚恳就在于他没有回避个人身处其间的真实感受。他是一个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他走出了乡村，但乡村记忆在“现代”的冲击下反而凸显出来，人们总是倚重已有的经验，已有的经验是可以把握的，一如村民长贵的一生，从生下来便可预知命运的最后；而“现代”是无从把握的，一如小六子，如果没有“现代”的洗礼，那他的内心情感是无从唤醒的。于是，人们对未知的未来总是怀有先在的畏惧。《坪上村传》无意中实现了两种对话关系，一是同历史的对话，一是同现实以及同类题材的对话。同历史的对话，保有的是作家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情感，曾经拥有的过去并未渐行渐远随风飘散；同现实和同类题材的对话，是彭东明怀有的理性和诚恳的表述。一个十几岁便离开村庄远行的少年，38年的岁月足可以理解“现代”意味着什么。对乡村中国来说，“现代”就是让奶奶和孙子的距离越来越远，就是孙子帮奶奶给菜园浇粪的承诺一再落空。

《坪上村传》的形式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作者本人一直在小说之中，他是讲述者，也是当事人。这身置其间的处理方式，强化了小说的“仿真性”，因此也更有真实性的力量。小说没有大开大阖的情节，没有别离的痛苦或归来的欣喜若狂。不经意间，“前现代”逐渐成为历史，“现代”则不期而至。荷香初中毕业辍学到深圳打工，遇到台湾老板，台湾老板为人正派，丧偶，大荷香38岁。向荷香求婚，荷香没有犹豫便答应了，且接连给老板生了两个儿子。二妹菜香和名叫胖子的厨子谈恋爱，未婚先孕，孩子生下来后，胖子到坪上村开餐馆大获成功。老三梅香来到深圳，先洗碗后陪酒，然后怀上了丁局长的孩子。丁承诺的结婚化为泡影，给梅香一笔钱，梅香将孩子丢给父母自己跑到云南去了。老四菊香也来到了深圳，与一个温州小伙子结婚后回到温州，生活平静。老五茶香喜欢读书，父亲长贵阻拦，荷香坚持让茶香读书，一直读到美国留学。老弟老六几次复读没有考上大学，坚决不考了，也随大姐荷香到了深圳。固守传统的长贵眼看家族“香火”就要断送在老六这一辈，执意要求“我”去做老六的“工作”，结果却是“我”被老六感动了。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人与事，彭东明真实地表达了处在转型时代的矛盾心态，于是，这个矛盾或悖论就具有了普遍性。

乡村经验或者前现代生活是自足、封闭的。土地将家族、亲情以及各种利益关系捆绑在一起。家族有几辈人便几辈人生活在一起，其情感关系也因物质和精神的贫困而紧密：“记得，那年我离开村庄时，是一个清冷的有零星雪花飘落的早晨，弯弯曲曲的泥泞的村路上积着残雪，我手里提着一个网袋，袋里装着一身蚂蚁子布做成的衬衣。这种布当时是自家在地里种了棉花，自家纺成纱织成黑白相间的棉布。我不知道为什么村里人要将它叫作蚂蚁子布。提着这一身用蚂蚁子布做成的换洗衣衫，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村庄，后面是我的老祖父、老祖母，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家的那条麻狗在为我送行。我走出去好远，回过头来，发现他们还站在坳口上，且不停地朝前招手，意思是要我莫再回头。”这是前现代家族情感关系最生动的写照。彭东明说：“我在这座小山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光。这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庄上的人家普遍吃不饱饭，村庄留给我的是一个苦涩的童年，饥饿、寒冷、劳累，充满了我的每一寸记忆。”即便如此，坪上村仍然魂牵梦绕。这就是作家的情感记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坪上村的祖屋，当然那已经是修葺一新、今非昔比的老屋了。

记下那曾经的迷人风情，是彭东明的初衷之一。湖南作家有写风情画的传统，从沈从文到古华、叶蔚林、何立伟等，虽然号称“湘军”，但文字却如沅湘之水，温婉秀丽万种风情。描述这迷人的风情，彭东明是通过源远流长的各种器物、婚丧嫁娶风俗等生活方式实现的。一个香包、一条驮带、一个长命锁、一只瓦桶、几块皮影子、一根短棍、一把油纸伞或一曲童谣，坪上村的风情便迷人了。小说的思乡之愁弥漫四方，或哀婉或凄美或浓或淡，总因其想象的浪漫而充满魅力。但是，这个乡愁之美是只可想象不能经验的。“现代”并没有证明它有无与伦比的好，但是，现代是历史理性的选择，而乡愁只是个人的情感愿望。在历史理性面前，个人的情感愿望最终将无能为力。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彭东明才“风情万种”地书写了他的“坪上村传”，他“害怕失去”的农耕文明迷人风情，最终还是要消失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一如彭东明自述的那样：“村庄四围的矮山依旧，小溪和田野依旧，那飘荡在田野上空的泥土气息和稻子的清香也依然如故……然而，矮山脚下，那一栋栋土坯房却不见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栋栋贴着瓷片的楼房。人也陌生了，记忆里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记忆中的青壮年，现在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如今的青壮年，我全然不认得了……田野上拖拉机、收割机的轰鸣声，代替了往日黄牛和水牛的哞叫声，溪边的阡陌早已荒废，水泥公路上‘呼’进‘呼’出的是汽车和摩托车……水库里的小木船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轰天轰地的机帆船。”彭东明人回到了老屋，但一切物是人非，他还是回不到那个“从前”了，这是“现代”给我们带来的宿命。彭东明的不同，就在于他诚恳地书写了他在历史理性和情感愿望之间的内心矛盾，是这一矛盾结构了这个貌似松散的长篇小说。也恰是这一矛盾，构成了小说的动人力量。现在，彭东明已经记录下了坪上村的人与事，也记下了他记忆和想象中的“从前”，他在实现了自己内心愿望的同时，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我们面对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处境和心情；他提供了另一种书写乡村中国的文学样式，那散淡如漫水般的文字，也延续了湖湘文学的现代传统。因此，这是一本需要我们重视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