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性差异，其实是一个颇难解说的问题。一个十分辽阔的区域内，有全国影响、有很大成就的作家一直很少，而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却一茬又一茬地群体性涌现优秀作家，这种情形是客观存在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经济、文化的角度阐释其原因。但这种阐释实际上并不能十分令人信服。某些紧邻着的地区，经济、文化条件基本相同，但文学创作的实绩却相差很大，就证明仅从经济、文化方面，难以说清文学创作地域性差异的原因。从作家的原初语言与普通话的关系角度，或许能够对当代文学的地域性差异做出新的解释。所谓原初语言，就是一个人生下来便开始学习的语言是一个人最初掌握的语言。一般情形下，原初语言就是一个人家乡的方言，每个人都是终生用母语进行思考的。这是常识。而每个人从小习得的家乡方言，才是他最本真最原初的母语。一个以家乡的方言为原初语言的人，哪怕他很早就离开家乡，哪怕他此后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并非家乡方言，但当他思考的时候，当他默读的时候，当他自言自语的时候，仍然使用的是家乡方言这最原初的语言。在当代，每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是用他的原初语言进行思考的，而每个人又都是尽量用普通话进行写作的。除了原初语言就是普通话者，每个人都存在把原初语言转换成普通话的问题。而当代作家的原初语言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原初语言，或者说不同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这种不同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文学地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郜元宝教授的《汉语别史》中，收录了多篇从方言角度谈论中国现当代的文章，其中的思考颇为别致。

常识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字几千年前就统一了，这是使得中国几千年下来没有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但文字代表的只是书面语言。至于口头语言却是千差万别的。没有哪个国家在文字的统一上像中国那么悠久、坚固，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方言的多样、复杂上能与中国相比。其实，口头语言的统一也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中国古代有“官话”，某种意义上，官话就是在一定区域内的“普通话”。民国时期则有国语运动，所谓“国语”，某种意义上便是民国时期的“普通话”。“普通话”的说法其实是在清末出现的， 1949年后的普通话运动，在有效性上远远超过古代的官话运动（如果有这种运动的话）和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推广普通话绝对是必要的。当然，普通话推行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也还有不少人不会说甚至不会听普通话。即便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中，不会说普通话而坚持使用他的原初语言者也仍然有。但是，即便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作家，也必须用普通话，或者说基本用普通话进行文学创作。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人从事文学创作还是可能的，而一个不会写普通话的人则是不可能从事文学创作的。

没有人能够纯粹用方言写作（那种十分短小的诗歌类写作除外），即便在古代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学艺术门类中，戏曲与方言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即便是戏曲，也是不可能完全使用方言的。周振鹤、游汝杰所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中对此问题有精彩的论述。一方面，没有方言，就没有中国的地方戏曲，方言是戏曲的灵魂。但是另一方面，又没有任何一种地方戏曲的语言是当地典型的口语。一种原因是因为许多方言本字不可考，即有音无字，无法把声音转换成文字；另一种原因则是一些典章制度方面的东西，是原来的方言没有命名的新生事物。遇到这两种情形，都只能用官话来表达。尤其是表达典章制度方面的东西时，必须用北方官话，因为典章制度是在北方形成的。所以，恰恰是与方言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戏曲，由于大量使用全国一致的书面语言而在客观上对于推广北方官话起了重要作用。周振鹤、游汝杰指出，旧时代方言区的民众对于官话的认识、掌握，大多得益于地方戏，而又以京剧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既然连地方戏曲都不可能完全使用当地方言，文学作品就更不可能了（第167—168页）。如果有人纯粹用方言写成了一部较长篇幅的作品，那他一定回避了许多无法用方言表达的东西。

方言的多种多样，意味着当代作家的原初语言往往天差地别。明白这一点，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文学的区域差异性，也可能让我们更好地领悟某个特定作家的创作特色。每个人都必须用普通话写作，而写作者的原初语言并不相同，不同的原初语言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资源，意味着起点的某种“不平等”。原初语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应该影响着创作的难易，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思想的深广度，影响着作品的文学品格。

我们一直习惯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当代文学的区域性差异，而没有意识到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地域文化的内核。从原初语言的角度研究作家的创作，也迫使我们调整文学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前面说过，在南方地区，相隔很近甚至紧紧相邻而方言并不相同，并不是罕见的现象。相反的情形则是，两个在空间上相隔千山万水的地区，方言却基本相同。例如，西南山区的某个地方，或许说的是中原方言。这当然是历史上的移民活动造成的。而这个西南山区说中原话的人，如果进行文学创作，就是把中原方言转换成普通话，这就与中原地区的作家有了某种深刻的一致性，而与周边并不说中原话的人有了不可忽视的差别。我们知道，即便在当代，还有不少人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作家，当他写作时，也是必须使用普通话的；其创作过程当然有着某种独特性，而这份独特性应该也对作品的语言风格、情感内涵等方面有着直接的影响。

当我们进行当代文学评说、研究时，作家的原初语言是一个不应该被完全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