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与批评的语境中，世界、中国和地方三个概念总是不断被定义，大家不断追问着怎样的世界？怎样的中国？怎样的地方？

目前全球化遭遇太多政治、经济与文化壁垒，似乎人类走向全球村的同时，又有一股力量要返回小国寡民状态，因此讨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就变得相当复杂。五四新文学的世界性比较单纯，无非要走出几千年“屹立中央而无校雠”的幽闭状态去拥抱世界。1925年，“创造社”郑伯奇、穆木天、王独清拉着周作人、林语堂等讨论“国民文学”，最后跳出钱玄同，他很愤慨，说你们搞“国民文学”就是复古和闭关锁国。钱玄同曾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五四以后一变而为热切的世界主义者。他绝非特例，说明世界性因素在现代文学中根深蒂固。

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现代作家很多又是翻译家，当代作家一般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通常只能讨论当代作家通过翻译外国文学进行模仿，用汉语写作“某种外国文学”，就像某些先锋派作家。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毁誉参半，但他有个判断不错，他认为中国现代作家有强烈的“感时忧国”精神，心心念念想着国家，把什么都押上去了，讲什么都能讲到国家层面大问题。詹姆逊第三世界文学“民族寓言”也有类似判断。但我们看西方经典，《红与黑》《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复活》《卡拉玛佐夫兄弟》都没有鲜明的国族意识。

当代作家必须先找到一个地方。没有地方色彩的作品辨识度不高。我们习惯于使用陕军、湘军、豫军或上海作家、江苏作家等集群概念，就因为作家和地方是分不开的。1923年，闻一多批评《女神》的时代精神饱满，却缺乏地方性。他质问郭沫若，你的典故都是外国的，长江、黄河、昆仑哪里去了？周作人的《地方与文艺》中说，五四新文学讲启蒙很好，但千篇一律，没有血色，因为没有地方性。周作人的地方性不限于今天讲的地域，他是要像尼采那样“忠于地”，而不要追逐若干空洞概念。当然在这基础上，后来乡土文学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建构。

长期依靠一种地方性，也会变得凝固封闭。比如陕西，从柳青到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正好把陕北、关中、陕南都写完了。陕西文学内部已经意识到这问题。《平凡的世界》让孙少安去山西娶媳妇，到河南买制砖机。他姐夫还跑到上海、广州做生意。当然生意不像样，只能铩羽而归，但这至少表达了陕西文学超越地方性的冲动。贾平凹此前一直在“废都”打转，后来《山本》就扩大到整个秦岭，新作《暂坐》更让类似庄之蝶的主人公交了俄罗斯女友。小说开始写俄罗斯女友乘飞机到“西京”，最后又写俄罗斯女友带着另一个女友离开“西京”回俄罗斯。这有点突兀，说明走出地方实在不易。

鲁迅的《故乡》有高度地方性，但《故乡》是回家以后又离乡。“我冒着严寒回到阔别二十年，相隔二千里的故乡”，这“二千里”之外就是北京（你也可以想象另外一个遥远之地）。结尾说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这“路”也不会局限于故乡，而具有更本质的世界性因素。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的根据地是苏州，一部分家庭成员为了追求现代生活跑到南京、上海。小说前半部分写他们在苏州、南京和上海来回奔跑。“八一三”上海战役后，他们沿长江往西逃，经过丹徒、芜湖、安庆、马当要塞、九江、武汉，最后是三峡、宜昌、重庆和重庆郊区，把整个长三角和长江流域走通了。如果路翎整天写苏州老家后花园，充其量只能是巴金《家》的翻版。出了苏州和南京乃至上海，才成就了路翎。

《围城》写几个读书人从上海一路走到“三闾大学”，覆盖中国南方各大方言区。若干人物和作者本人都是留学生，小说背景是抗战，地方、国家和世界三要素在《围城》中自然融合。单看语言，《围城》就用中西合璧、古今杂糅的“现代国语”书面语成功“翻译”了各地方言土语。除了少数作家坚持“方言文学”，绝大多数现代作家都用现代国语翻译方言土语，只是不同地域的作家翻译的前提不同。原初语言跟共通语之间距离越远，就越考验作家。对现代文学书面语贡献最大的不是北方作家。他们吃老本，方言和共通语之间落差不大，挑战也就不大。贡献最大的是江南作家，他们不得不跳出方言，又要保留蕴含在方言土语中的地方色彩，由此就创造了“文学的国语”。

汪曾褀写过很多地方，昆明、张家口、上海，最多是高邮，但在以高邮为背景的故里小说中吸取了大量上海元素。汪曾祺记忆中三四十年代高邮年轻人都渴望走出高邮，不喜欢淮扬文化，也看不起一度时尚的苏州文化。他们的眼睛都转向上海。可惜从上海回高邮的人基本上都是坏蛋，被十里洋场搞坏了。那些善良的年轻人想着上海，又不能去，慢慢就得了忧郁症。苏北人到上海，又从上海回苏北，思绪在苏北与上海两地飘荡，这是汪曾褀故里小说所展开的特殊空间。

文学中的空间、思想、语言的解放互为条件。很难想象一个人始终蹲在一个地方，也很难想象一个人整天走马观花到处跑，整天想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中的人物总是在地方、国族和世界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