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在谈论什么？

今年疫情期间，我窝在家里写了一篇短文，里面讲了两个故事，一个中国作家和一个英国作家的故事。中国作家是穆时英。他2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文坛偶像了，上海所有的书店在打广告的时候都要叨光他的名字。穆时英的小说和上海之间是一个互相模仿、互为镜像的关系，他甚至得意洋洋地让自己的小说出现在小说主人公的书架上。穆时英所处的那个年代，文本内外、大小通吃，可谓风头一时无两。

比穆时英早100年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当他的小说《老古玩店》在刊物上连载时，引起了英语世界的轰动，包括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当运载刊物的客轮进入到纽约港的时候，就有成群的读者挥着手向客轮高声地呐喊：小奈尔死了没有，小奈尔死了没有。读者都在急切地等待连载的下文。所以，1842年，当不满30岁的狄更斯在波士顿上岸的时候，受到了如今摇滚明星般热烈的欢迎。狄更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受到了这个地球上国王都不曾有过的待遇。

2000年12月，我在从杭州去温州的火车上遇到了李杭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杭育。是年，他42岁，我32岁。他在得知我的年龄后，不无夸张地表示出对年轻的羡慕。然后他话风一转，说：对于文学来说，其实年轻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用了。为什么呢？他说：80年代已经过去了。只有在80年代，年轻才有意思，现在已经是2000年了，年轻已经没有用了。然后他就开始以略带陶醉的神情回忆了一下他在80年代所领受过的鲜花和掌声。

2017年，有一次碰到格非，他说：他最近和余华一块作为嘉宾参加一个网络文学的盛典，当主持人介绍他和余华登台的时候，台下只有很稀落的掌声，而当在介绍那些所谓的网络大神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简直是山呼海啸。他说他顿时觉得他和余华在那个场合完全是多余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发言的一开头要问：今天我们在谈文学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什么？跟穆时英、狄更斯那个时代相比，跟80年代相比，今天的文学是什么？今天的作家是什么？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当中，浙江籍作家可谓占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我们有周氏兄弟，有郁达夫、茅盾、徐志摩、穆旦、艾青、夏衍，每一个名字都响当当，都彪炳史册。但是，如果在当下的年轻读者群中问起今天的浙江籍作家，他们会想到谁？我猜他们多半会提到流潋紫、南派三叔。如今浙江是网络文学的大省，为此，浙江还建了非常气派的网络文学作家村。浙江正在努力往建设文化大省的路上迈进，而网络文学更是这个文化大省的支柱性指标和构成性要素。在我的认知中，网络文学究其实质只不过是互联网经济的衍生物。众所周知，浙江省是互联网经济的大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浙江省成为网络文学大省，跟浙江省是互联网经济大省是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逻辑的。

当我们谈及互联网经济的时候，有两个词同时降临：一个叫技术，一个叫资本。当我们定义网络文学是互联网经济的衍生物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网络文学背后的终极支撑就是技术和资本。这两个词不需要在这里展开讲，但不影响我们瞬间明白，网络文学说到底就是文化产业的一个终端产品。我们谈的文学归属于文学事业，而网络文学归属于文化产业。这是两个相互对应、但又充满悖论和差异的大概念、大范畴。

德国有个研究媒体的天才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他提出，现代以来的技术发明已使写作的物质基础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语言也已经退居到纯粹能指的窘迫地步。技术的确改变了文学的写作方式。今天的人们不需要非得通过吟诵唐诗宋词来抒情咏志，为什么？因为有流行音乐。今天的人们也不需要非得在小说开创的叙事的空间当中遨游，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看电影，看电视剧，甚至可以看短视频。曾经几乎全由文学承担的审美和文化功能，都可以在用新的技术手段产出的文化产品里得到替代性满足。所以，文学在今天的局面，在文化产业的语境下，它是高度局促的。

当然我也本能地认为文学不会消亡。在文化产业时代，公众的阅读和我们今天谈的作为“文学事业”的文学创作之间，将越来越不直接发生关系。公共的阅读，主要与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产生关系的。但是，在文化产业运作之先或之中，仍然需要有高端的文学作品所提供高端的美学形态来为文化产品提供样板，所以作家、文学还会继续存在，还会继续在某个价值链高端存在，为文化产业提供样本，只是这部分的作品将越来越不会和读者直接发生关系。

那么，作家作品在这样的文化产业时代，它会遭遇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我把作家们即将面临的命运称之为杜甫式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杜甫生前寂然无名，百年之后在韩愈等人的鼓吹之下，才享有哀荣。所谓“杜甫式的命运”，意思是：今后，作家的写作很可能不会有现世的回报，你在世时积攒的象征资本，未必能及时地转化成经济资本。这就好比杜甫的诗集如今不断地被各种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挣了很多的钱，看上去杜甫很忙，但是那些个钱跟杜甫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我们未来的作家，中国的作家，全世界的作家可能都会面临杜甫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