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在《九十年代断代》一文中曾经说：“相对于1980年代的被热议、怀念和讨论，1990年代反而像是一个历史的遗迹被封存起来了。”但事实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代际的中国人来说，90年代才是其生命中真正的成长期，90年代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经验才构成了这两代人的精神底色。如何将这一历史经验转化为艺术的形式，从90年代这一富矿里开采出精神性的黄金，对写作者来说是极有价值的挑战。近两年，我读到了两部以90年代为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都出自“70后”作家之手，一部是路内的《雾行者》，一部是房伟的《血色莫扎特》。这篇短文主要谈谈房伟的作品。

《血色莫扎特》以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为书写背景，生活在北方小城麓城的几个青年人葛春风、夏冰、韩苗苗、吕鹏、薛畅在大学里相识，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在时代的大潮中却迎来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葛春风出生于工人家庭，是中文系的才子，豪侠仗义，辗转在工人、下岗职工、研究生、报社记者等不同身份和职业之间，生活颇为坎坷。夏冰和韩苗苗是一对情侣，热情、浪漫，充满诗意和幻想，但是这诗意和幻想却无法为其谋得更好的生活，他们的艺术家气质无法适应90年代日益功利化的社会环境，最后上演了小说的核心悲剧：在多重情感纠葛中，夏冰杀妻潜逃。吕鹏和薛畅在读书时期资质平平，但是两人凭借着对社会规则的敏锐嗅觉，很快融入现实秩序并获得相应的资本，成为了世俗评价中的“成功者”。这一组人物的群像富有较强的典型性， 90年代社会的变迁史由此被集中呈现。在葛春风、夏冰和韩苗苗身上，还带有80年代浪漫主义的气息，他们在时代的巨变中无所适从，只能以盲目的行动来完成对生活的反抗。他们的悲剧既是“性格即命运”的悲剧，也是90年代社会转型的悲剧，由此，房伟在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双重意义上完成了他对90年代的赋形。

作为一个学者型小说家，房伟具有细腻的感受力，由此以高度的共情力贴近了他笔下的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有基于历史逻辑的理性判断，他虽然对他笔下的人物寄予了丰富的同情甚至认可，但是，他也明白90年代的历史经验纷繁复杂，众声喧哗，历史并非一种单一性的陈述，而是由复杂的多声部组成。为了展示这种多维性，房伟非常自觉地在小说的结构上采用了多角色叙述的方式。葛春风、夏冰、吕鹏、薛畅各自从自己的视角展开陈述，如此一来，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看方式而产生了不同的叙事层级和价值判断，在葛春风、夏冰等人眼中不堪的90年代，在吕鹏和薛畅这里却自有一番风采，在一些人眼里的不道德的“多角恋”，在葛春风和韩苗苗那里却是最亲密惬意的生活方式……共同体想象破裂了，单一的价值体系也迎来了大解体。这一解体不仅仅发生在同代人这里，同时也发生在老一代人和青年一代这里，比如小说中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对于90年代的“下岗改制”即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分享艰难”变成了“鸟兽四散，各奔前程”。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还隐隐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写作潮流形成互文和对话，共同丰富着当代小说对现实书写的拓展和深化。

《血色莫扎特》的主角当然是葛春风，小说正是以他的返乡之旅开启了故事的进程。在小说中，葛春风的叙述和观察占据了重要的部分。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葛春风的叙述不是单一的、霸权的，这样一种多元平等的叙事方式同样出现在路内的《雾行者》中。“70后”作家不约而同地采用这样的限制视角，暗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整体并能够通过单一叙述予以呈现，历史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混沌、黑暗和不可知的部分，真正优秀的写作者，是尊重这种不可知，并在不可叙述之处展开叙述。在《血色莫扎特》里，这种对不可知的尊重还体现在一种反讽的语言和语调上，房伟从他热爱的作家王小波那里学到了讽刺的艺术，在叙事者和小说之间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距离，通过这个距离，房伟克服了自己偶尔流露出来的自恋，这一自恋建立在对短暂温情和浪漫的回忆之上。但是他迅速用粗俗的语言和动作——这是小说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来摆脱这种自恋，将生活创伤的底子翻出来，让人由此深刻地体认到90年代的“红与黑”。

总之，《血色莫扎特》以类型小说的方式结构故事，又以现实批判的理性来书写典型，它们之间互相建构和解构，这一方式同时让小说变得可读且可解，由此呈现了一段90年代的“创伤史”和“浪漫史”，我以为这是房伟极有意义的尝试，同时也为当下文坛贡献了一部优秀的长篇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