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一代人，年纪大的已过了50岁，进入了老年“预备队”，年纪小的也已是“油腻”中年男女了。可是，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记忆在文学上得到了有效反映。起码对于我来说，我经历过的90年代的青春记忆，就不是现有文艺反映的那种状态。它们有的过于甜腻，有着先锋化的青涩情感表达，有的又过于宏大，充满着激动人心的口号。几年前，我在《天涯》杂志连续发表几篇随笔，谈“70后”一代人的记忆，涉及很多个人体验。很多朋友看到这些文字，给我打电话，说读了后颇为触动。实话说，有些记忆是不美的、不优雅的，甚至可以说丑陋狰狞。我把它们埋在内心深处的坟冢。每一次示众，都无异于一次血肉模糊的撕扯。时代善于遗忘，它永远沉溺于“新鲜有趣”的东西，个人记忆也不一定可靠，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往往赋予其虚伪的自我美化和崇高感。同时，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正视真实，特别是“不那么美”的真实。

《血色莫扎特》既是对青春的一次哀悼，更是我对90年代社会体验的一次反思。1997年，我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直到2002年离开。尽管过去了20年，那些生命记忆，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我曾长达半年多领不到工资，也曾连续倒班十余天，在蒸笼式的车间拼命干活。我震撼于底层工人的艰难生活，也为上吊自尽的大学生流下过热泪。这些刚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就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被放置在历史的石磨上，或者像飘散的蒲公英，不知流落到哪个角落。那些熟悉的身影，一直晃动在我最压抑悲伤的梦境里。他们被抛离原有的生命轨道，却无法顺利转轨为另一种安稳人生。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的虚荣，有的惫懒，有的酗酒，有的苟且偷安，但他们都有过热情梦想、单纯善良的品性。很不幸，他们的故事没有“幸福的反转”，没有“励志成功”。他们失败了，丑陋地消失在大时代的悲壮合唱中。很多年了，他们似乎已经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消失了。我挣扎着逃生，在江南某高校工作，成了一名中文系教师。我也似乎慢慢习惯了“知识分子”身份与书斋生活。然而，夜深人静，那些早已消失的身影还时不时地冒出来，冷冷地鄙视着我，质问我的虚伪和健忘，嘲笑我自以为是的身份感。他们时刻提醒我，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也许就像一个圆圈，无论他走多远，道路如何不同，都走不出那些最初刻骨铭心的青春体验原点。

《血色莫扎特》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挑战。这篇小说中，我改变了原有的写作手法，尝试用一种更简洁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记忆中的社会现实。小说取材自妹妹所在的化工厂十多年前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杀人事件。小说用这桩陈年的谋杀案，将几个城市青年的命运集合在了一起。同时，为了让故事有更多面向，展现不同人物的想法，我选择了几个主要人物的限制性视角来讲述这些故事。我被这些故事和人物激动着，陷入了极为亢奋的写作状态。我白天上班，晚上就喝着浓茶写作。小说写得很快，我听着莫扎特的《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也听老黑人percy sledge的布鲁斯音乐。这些痛苦而深邃的音乐，仿佛正契合着写作时的心情。曲子一遍遍循环，我在电脑键盘上敲个不停。那些幽灵般的影子围绕在我的身边，热烈地与我讨论，推动着故事走向。不到20天，我就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最后完稿是在一个深夜，兴奋的我走出家门，在小区的花坛边转来转去。小区的流浪猫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冲着它笑了笑，陡然看到墨蓝的夜空，有几颗流星划过。我的眼睛湿润了，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对那些曾经的身影，那些曾经的记忆，我总算有了一个交待。

现实的审美力量，不仅来自冷静超然的态度、个人哲学观念对时代的撞击，也来自作家反映的现实，能浓缩多少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与时代印记，能代表多少理性反思与主体建构的努力。所有审美技巧，都应服从“灵魂的诉求”。我希望通过《血色莫扎特》表达些什么？几个惊悚惨烈的故事？或者说某种“关注底层”的名声？我想可能都不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前辈对我的讲述不以为然，他为我描述了他当年在农村插队时的惨状。按照他的想法，“比惨”这类说法，其实是一件文学上非常无聊的事。而且，他们那个时代的“惨”才是真正的“惨”，而我们已经很好了。某种角度而言，我同意他的观点，几十年来，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社会宽容度上，中国都有了巨大进步，身为中国人，应为大时代发展感到自豪，不该纠缠于自己经历过的那点“小创伤”。即便是那些死亡，也不过是大时代下普通人的偶然遭遇，不具有必然性。然而，记录普通人的历史经验和记忆疼痛，书写普通人的生死爱恨，也许正是我写作的立场所在。在生命这件事上，除了高扬的宏大叙事，也有着个体生命卑微的尊严。即便是“轻如鸿毛”也是在普通的、但活生生的鸿雁身上拔下的毛，那翎子上还带着点点暗红的血迹。也许，《血色莫扎特》不过写了一些个人的悲伤体验。这些东西永远无法纳入恢弘的时代记忆。但是，它们是朴素而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