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少数民族文艺

话语理论引入民族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读《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 □於可训

把话语理论引入文学研究,并非吴道毅首创,但引入民族文学研究,似乎是一个新举动。吴道毅教授是一个治学态度严谨的人,引入话语理论,显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它确实能扩大视野、拓宽思路,深化对作家作品和创作问题的理解,能解决别种单一的研究角度,如与话语研究有关的主题研究、文化研究、叙事研究、语言研究等一系列难以说清的问题。

“话语”作为一个概念,有不同的所指,从前专指人的言语,后来被用于叙事学和社会学研究,结构主义的叙事学把叙事看作话语,福柯的话语理论则把话语和知识、权力联系在一起,以话语为知识的载体,以权力为知识的生产者(反之亦是)。这样,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就与知识和由知识所构成的文化联系起来了,又因此而深入到社会结构内部或其中心,与影响和支配知识生产的权力发生关系。这当然是一个极简略的说法,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福柯的话语理论要复杂得多。好在吴道毅不是为了实验和证明福柯的话语理论,而是借用话语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通过对南方民族文学各种话语形态的研究,去深入把握南方民族文学内部各种权力关系,也借此透视这种权力关系背后隐含的各种权力冲突。前一种权力在吴道毅的研究中,属于知识的权力,后一种权力属于生产这种知识的“意识形态”的权力,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权力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权力。相对于以往的主题研究只着眼于文本要表达的思想,文化研究只关注文本的文化含义,叙事研究只热衷文本的表达方式,包括语言研究只探讨文本的形式问题等等,话语研究就是一种多项综合的、纵深的文学研究,它对研究对象的覆盖面和理论穿透性,都是其他单项研究难以达到的。

现代南方民族文学属于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自然也属于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范畴,这样,研究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如下一些问题: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的关系,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自身的独特性及其表现形态,以及它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和创作呈现,等等。对此,吴道毅在书中都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根据不同时期南方民族文学的创作情况,他从五四以来的南方民族文学中,提炼归纳出启蒙、救亡、阶级、民族、传统、建设、先锋、女性、生态等话语形态,基本上概括了现代南方民族文学在不同时期受各种“意识形态”权力支配的知识生产状态。这些话语形态,有的与整体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同质同构,有的则可能有性质和构成上的差异。又因为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情况而有不同的组合。当然,这只是一种归纳组合方式,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归纳和组合。而且这些话语形态也不是一个平面上的,除了时间和历史,还有层级的区分,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差别。一般说来,在现代南方民族文学中,如果对吴道毅所提炼归纳的诸种话语形态稍作修正和补充,则启蒙与救亡、阶级与革命、现代与传统,应该是贯穿时间和历史,居于统摄和中心位置的几种话语形态。广义的启蒙与救亡,即由思想文化启蒙到革命的政治启蒙,由民族解放到民族振兴,是近现代中国,也是近现代中国文学,包括现代南方民族文学的主流话语,居于统摄和支配、影响其他各种话语的地位。阶级与革命,则是一定时期的历史运动和社会意识所催生的话语,是为达成启蒙与救亡的目的而生的一种话语形态,在一定时期,也居于中心位置。现代与传统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也是近现代中国文学,包括现代南方民族文学,从传统到现代新生蜕变过程所催生的一种话语,它渗透于其他各种话语之中,又贯穿时间和历史,是一种弥散性的话语形态。唯民族话语,是一种特别的话语形态,它既与整体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相连,受整体的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影响,又有其地域和族群的特殊性。同时还因为时代的关系,或显或隐,多有变化,如此等等。要把南方民族文学的这些话语关系梳理清楚,殊为困难,遑论进一步揭示这些文学话语背后隐含的各种权力关系。常见的话语研究,往往喜欢把研究对象切割成思想的碎片,以之作为话语理论的填充料,结果所得,无非是对话语理论的循环证明。吴道毅的研究弃虚就实,不搞这种循环论证,而是采用传统的实证方法,在对不同时期南方民族文学创作的话语元素进行细致分解的基础上,进行性质的归类,而后依类定名。这就避免了他的文学话语研究偏离文学文本,成为社会学的附庸或福柯的话语理论的证明。他的这部研究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的著作,也因此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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