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四十度是一个伟大的纬度，它穿过整个北中国，那是中国最壮丽的山河；在这条纬度上如果向两边望去，还有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国际大都市：罗马、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北京、华盛顿、纽约、东京、首尔等。但是，一段时间来，不断光顾这里的陈福民毕竟不是一个悠闲的游客，更不是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G6公路两侧，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他心情大好也心事重重：关于这个伟大的纬度，牵扯出来的何止是悠长的时空，同时还有“一个文化历史概念”，那里还有盘旋千年时空中的愁云和不解，还有诸多有价值、有说服力和隐秘的历史细节未被发现或提及。面对想象中的几千年，他满怀深情和敬意探究的是他历史的关切，并且要用文学的方式再现它，这才是他郁郁独行在北纬四十度的真实目的。

应该说，陈福民这次西行的目标远大，自我期许甚高。他说：“我所处理的题材，历史范围跨度很大，从公元前300 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为此，我尽自己可能把‘二十四史’中与本书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又摸了一遍，还包括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我希望通过这次写作打开一种被遮蔽的历史面相，从而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现出自己的历史观。我还希望通过这种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以历史为经，以北纬40度地理带为纬，去展开和呈现出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于是，他在北纬四十度阔大时空中，选择以赵武灵王、汉帝刘邦、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青年统帅霍去病、王昭君、刘渊、孝文帝拓跋宏、安禄山、明宦官王振，还有右北平的燕昭王、秦开、李广、杨业、萧太后、韩德让、佟国纲等为中心，书写了北纬四十度上演的千年不息的人间大戏。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掀起历史波澜的首先是这些大人物；另一方面，面对浩瀚的历史，一个作者选择什么、书写什么，表明他在关注什么。历史与文学不同，文学经过历史化可以实现经典化，而历史没有经典化一说。但是通过书写者的历史观，可以判断他认为哪些人与事更重要。对于《北纬四十度》来说，上述人与事，在作者看来显然值得重新书写。我们知道，任何重新书写都是一种对话关系，任何书写者都有一个潜在的对话者。杰姆逊的“永远的历史化”，一语道出了“历史化”的真谛，那就是“永远的对话”。这个对话未必是对错之争，而是通过这个学科最优秀大脑不断的对话，使我们透过历史烟云，通过不断的再发现，对历史看得更清晰更透彻，也就意味着对现实和未来看得更清晰和透彻。当然作为历史文化散文，必须以历史为依托，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文化散文”。

但是，《北纬四十度》毕竟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先在的优越就是可以想象和虚构，这是文学以历史为书写对象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条件当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对于中国的文学表述与历史知识传播有相当直接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看到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很多公众读者的历史观并不是通过历史学习去获得，而是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当中完成的。这一点让我很不甘心。”陈福民说的这一意思，在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二者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普通民众那里，《三国演义》的历史就是三国的历史，曹操就是奸雄，刘备就是厚道的君主，关羽就是仁义的化身。诸如此类至今难以改变。对“北纬四十度”做文学的再现，陈福民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一方面，他为文学赢得尊敬；一方面，他又为历史的真相被文学覆盖心有不甘。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但是，好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在悖论和矛盾中展开的。读一读历史上与北纬四十度有关的诗篇，便一目了然。我注意到，福民在书写他心爱的历史人物时，诗史互证在文中不时出现。这一方法是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到陈福民这里，他借用生发屡试不爽，古典诗词、当代小说、流行歌曲、民间传说，上下翻飞信手拈来。得意处驻足观赏慢慢道来，紧要处一笔带过要言不烦。“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七绝圣手王昌龄著名的《出塞》诗，也是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借用王昌龄将飞将军李广作为历代名将的代表，从一个方面有力地传达了李广的深远影响。

书中讨论的关于历史观的问题可能尤为重要：“究竟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这种争执在学术上本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个伪问题，但仍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很恼人也很诱惑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我没有能力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读过的历史著作、与历史有关的文学著作，记述的都是什么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具体的人；“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当然也被提及，比如在农民起义的时候，但是，起义过后，获得尊位的那些人，又成了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历史的英雄都是具体的，有名有姓，从出身到功业不仅详尽而且生动。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讲述者如此的用尽心思？那潜隐的膜拜心理几乎就是呼之欲出了；但“人民”只是一个数字，他们的形象只是模糊在20万或60万的大军里，或者说，他们是无从被记述的，当然也不会有谁记得他们，属下阶级不仅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要求，甚至他们的“历史”也是被代言叙述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历史，主体性是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先在条件。因此，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建构起来的。因此汤因比说一个伟大历史学家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即便是重视客观性、重视材料的历史著作，也因为材料选择的不同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当然，《北纬四十度》不是一部专门讨论历史观的书，它是一部试图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历史关切的书。

一个“50后”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热爱话剧和歌唱的曾经的文艺青年，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就这样选择了北纬四十度，前后考察和写作了四年之久。在这样一个浮躁和功利的时代，其思考时间之长和写作用力之勤，都足以令人感佩不已。另一方面，他选择北纬四十度这一时空符号，再也没有比这个场景更辽远更悠久，再也没有比这个场景更适于思索和抒情。几千年的历史，任凭你思想有怎样的深度和广度；巨大的空间几乎就是天下，任凭你音域多宽多长，从“胡风似剑锼人骨，汉月如钩钓胃肠。魂梦不知身在路，夜来犹自到昭阳。”一直唱到“连绵的大青山大青山哟”。这是陈福民的青春之梦和文学之梦，梦想是巨大的内驱力，它让一个人在天高地远的北中国游走不止，在千年古道往来穿梭。他抵达了他的目的地。一切已经结束，但一切都没有成为过去，那横贯北中国直上重霄九的G6公路，就这样一路撒下了一个歌者关于“北纬四十度”的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