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霍艳，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是北京作协组织的一次采风活动，走河西走廊一线。我那时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喜欢给大家抓拍照片，她一直躲着镜头，照片里的她不喜欢笑，说不清楚是装酷还是紧张。行程最后一晚发生一件事情，同行的作家在公共汽车上被偷了钱包，霍艳陪她报警，冷静地还原了过程并说出自己的判断，显示出过人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的天赋。

霍艳13岁起开始创作，14岁拿了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出版了第一本书，后来不停拿奖出书，成为一名“80后”作家，赶上了青春文学红火的浪潮。她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没干电影，又去香港读了一个硕士学位，回北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来咨询我的意见。那时候她在写作上已经算小有名气，但想要继续前进还需更多续力，这个续力过程有一半是以“折磨”自己为代价，尤其对于女性写作者而言，要经过和自己艰难的博弈及和世界不停的碰撞才有可能产出高质量的文字。由此角度出发，我建议她继续求学。并将她推荐给了我华东师大的同学、北京师大的张柠教授。虽然张柠成为一个著名的小说家是后来的事情，但他一直具有不同于普通学院教授的灵动思维与过人才华，而且不为世俗观念所羁绊。我想，张柠有可能因此理解一个基础知识虽然欠缺但不乏创造性的青年。

果然求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写作出身，本身又是学习电影，她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史教育和学术训练。从下决心考博开始就全力补课。在复习考博期间，她仍然难以摆脱一个作家的观察视角和思考习惯。她讲起过在朝阳区图书馆的复习时光，自习室里各色人等，有辞职复习考研的中年人、被送来打发时间的残障人士以及专注翻阅《巴赫金全集》的老人等等，她被这些景象所吸引，曾经计划把在图书馆的观察写出来，大概最终没有完成。但我想如果完成的话，应该是一部不错的非虚构作品。

张柠接收了她，也磨练了她。在读博期间给了她巨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她得以重新创作小说，并且表现出了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和思考，接连登上了《北京文学》《十月》《收获》等刊物，还获得了去新西兰路易·艾黎写作中心访问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她遭遇到了学术上的困难，特别在做毕业学位论文时，张柠让她知道了写小说与做学术的差别，尤其知道了自己的差距。张柠为此花费了巨大的心血，而她自己也由此意识到自己的骄傲带有太多空洞的性质。我想，这些挫折一定对她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她后来选择了去做博士后，不再写小说了。她这么回忆自己的选择：“好像一切顺风顺水，一个青春文学作家转型纯文学‘迷途知返’的例子，能给评论者带来不少言说的空间。与此同时我的精神状态并不好，作家的敏感被放大，敏感又是创作的源泉，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我也逐渐失去了写的意义，小说既不能帮助我认清自己，也无助于我认识世界。但我认为好的创作，是应该从自己的困惑、苦恼出发，通过写作解答疑问，让自己豁然开朗，有一种被驱使不得不写的力量。我失去了这股力量，却有了更多的困惑和思考。”在这段诚恳的表述里，她已经感觉到了文学反噬的力量，也不再对文学的功能抱有过于浪漫主义的期待。

霍艳到了社科院做研究后，偶尔会跟我分享一些文章和观点，都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对文学、社会、人性逐渐形成了明晰的评判标准，视野也渐次广阔。她不再局限于文学，还试着研读历史，是严肃的历史著作而非文学家的历史演义，并对文学修辞粉饰的历史叙事产生了怀疑。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虽然社科院比较“闲散”，但仍然需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在和同事、同仁打交道的过程中，她性格里开朗的一面被激活了。这有些令我意外，在我此前的印象中，她的性格多少是有些“自闭”“自许”和落落寡合的。她的这种良性变化，很明显具有了人格自我完善的意义，这一点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实属不易。从一个长者的角度，我认为她能健康成长且不断完善人格，对于创作或做学问在境界上更进一步尤为重要。

但她多少沾染上了一点和我同样的问题——“述而不作”。尽管对后现代知识条件下无限增殖和日益繁复的写作并不信任，但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是应该勤于动笔。虽然随着阅读的广泛深入，眼界提升下笔会更加谨慎，但不把想法落实在笔头上，不经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就永远得不到检验。

我看着霍艳十余年的成长，发现她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的人。有些时候她还是不够专注。这世界上能吸引她的东西太多，任何领域她依靠聪明都可以做得有模有样，但很多想法只是蜻蜓点水，没能形成自己的学术主题和有效的积累，也就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她曾经写过几篇短评，获得了较好的反响，也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她迟迟没能将自己发现的问题予以更为宏大的系统论述，不免有些遗憾。她最近关注的重点是新媒体时代下的文学新变，这是很重要的课题，传统“文学”的概念已经涵盖不了当下庞杂的文化现象，文学的评判标准和实际读者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一名有创作经验的文学研究者，又一直处于文学的第一现场，我想，以她的才能如果在这个论题扎根下去，一定能做出一番成就，这也是我对她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