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秋，我在专业课上读到一首诗，第一行是“如果人能说出他爱的”，诗人的名字很陌生：路易斯·塞尔努达。如果说，彼时彷徨中的我一直隐隐等待某个不一样的开始去写全此后的故事，那么，这就是一切的开始了。他的声音咒语一般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我想读更多他的诗。那天下课以后，我迫不及待去图书馆寻觅，却发现汉语资源几乎一片空白，没有单独成册的译本，只有前辈译家所译的寥寥几首诗散见于期刊和选集。一番周折，我在图书馆一楼角落的卡片检索抽屉里找到他的西语版诗选名目，从闭架图书区借出原版的《一条河一种爱·被禁止的欢愉》。那本诗集小小的一册，黑色封面，第一首诗，《我愿独自在南方》，第一行，“也许我迟缓的双眼再看不见南方”。又一个神启般的瞬间。从未做过诗歌翻译的我第一次萌生了想把这本诗集翻译出来的念头，自己都吓了一跳。
从那一年至今，从事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竟逾10年了，塞尔努达成为不少诗歌爱好者熟悉的名字，他的诗题成为某一届北大未名诗歌节的主题，某行诗甚至还在《恋与制作人》的游戏台本里闪现。2016年，我在他的诗歌全集中文版的译后记中引用了马雁的诗句：“你成为众人分享的记忆，/而我此生的工作是对记忆的镌刻。”对我而言，文学翻译本质上正是刻书一般的劳作，是旷日持久的凿石匠活计，随时可能凿坏，随时可能需要返工，且最终的成品大多时候难以尽如人意，然而翻译的对象都是自己珍视与钦慕的，从心底里希望他或她能被更多人读到乃至喜欢，这份工便可以无尽期地做下去。
过去的10年，我从北京去往伦敦，再迁至马德里，在漫长的求学生涯结束后重又回到北京定居，跟随着每一位翻译对象寄托于文本的生命片段勾勒自己的生长痕迹。偶尔翻开使用过的原著，零零星星夹杂着各种写了草稿的纸片，印着不同咖啡馆或酒吧名字、地址的餐巾，吸油纸一般脆硬的质地，毫不软塌，适合写字。过往人生的节奏里那些隐匿的美感，仿佛最终与翻译过程中的点滴记忆叠加起来，融为一体。
修改《奥克诺斯》的译稿时，在塞维利亚短住过半个夏天，每个清晨趁着暑气还未蒸腾起来，跟着吱吱呀呀的洒水车，按图索骥地寻找书中写到的街巷与建筑。兜兜转转，总会在不一样的天色中走到塞尔努达出生的房子面前。花边环绕的瓷质纪念牌上写着“1902年9月21日，路易斯·塞尔努达出生于此，爱、痛苦与流亡的伟大诗人，满怀感激的塞维利亚纪念他”，《奥克诺斯》开卷几篇写到的院子、楼梯与凉棚就在院墙的后面。那条名为“空气”的巷子很窄，不通车子，我用后背抵着另一侧的墙站着，络绎的行人从我面前走过，有时候会停下脚步对着纪念牌拍一张照又离开，留下我继续长久地站在那里。记得有一天，塞维利亚没有太阳，11点整的时候，风中吹来钟声，介于钟鸣与铃铛之间的金属音色，我与一堵墙相顾无言，在诗人的名字里找到世上最大的安慰。
或是那本熬了三个夏天、仿佛总也译不完的波拉尼奥的《帝国游戏》，灼热干燥的马德里，外头的阳光照得人发昏，国家图书馆的圆形大厅里却一如既往不见天光，全靠桌上的一盏小灯，某一天在那盏发绿的灯下译到书中恋人醒来，四目相对忽然认不出彼此，在互不相识之中，他们感受到有什么东西破裂了。
还有翻译阿莱克桑德雷的时候，他在散文中回忆起大学时代曾于马德里圣伯纳德街上的旧书店偶遇阿索林，而译到这段的我当时恰好坐在同一条街的咖啡馆里。相隔近百年的两个时空叠加，令人想起沈从文先生说过的，“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与原作者相隔纸面的情感共振，一条秘密甬道敞开，通往可以共有的记忆，这是不是文学翻译想要抵达的地方？
两年前回国后，因为翻译出版了皮扎尼克的诗歌全集，我经历了一场前疫情时代的岁末狂欢，两个月里每个周末都坐着火车去不同城市，在风格各异的书店，面对形形色色的读者，讲同一个阿根廷诗人的故事。不曾想，在那之后，危机降临，世界动荡，自己也经历沉沦与重启。回首望去，10年前摸索着开始翻译的时候，满腔热血，一无所知，仅仅凭着按耐不住想要分享一个文本、想要在汉语中看见它的心情，近乎执拗地把自己钟爱的作家作品往他人眼前推，虽勤勉有余，勇气可嘉，难免借着年少气盛将自我的幻觉和主观的能动性看得过于大了。10年后的今天，那样积极的迫切感不再（随之而去的还有跌宕激动的心境），更愿意相信读者与作家、人与书的相遇是需要各按其时的，译者的努力与尘世间的诸多劳作一样没有想象中那样重要，更是常有徒劳的可能。从事文学翻译、在总也无法圆满的语言转化中耗尽时间，仅是我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是我希望打开自己生命的办法，如此就足够了。毕竟，翻译的过程中那些无法用语言复刻、不为人知的幸福瞬间永远地属于我，不会因为任何外部的影响而受到半点折损。这或许是一种收缩的姿态，但我寄希望于它能带来更绵长的力量。
在戴望舒先生所译的《西班牙的一小时》中，阿索林写道：“在近代的世界中，细巧而有耐心的手工艺是在很快地消灭下去了，我却赏识着那些匠人的爱，小心和感心的忍耐。我这个旁观者所期望于文人的匠人者，便是这种工作的热忱。文学的工作应该是忍耐和爱。”文学翻译或许永远是折磨人的，因为成品终究总是不够好的，诗人冷霜写过一句“我们何时才能免于羞愧”，用在文学译者身上何其恰当。与此同时，翻译又是绝妙的陪伴，让人沉迷其中，忘却周遭种种。无数个夜晚，窗外几乎没有车声，人声也俱寂，这样的时刻，在字里行间凝固生命中那些不发一言的瞬间，原本被庞杂纷繁事务纠缠的人，本想追问世间万物是否都有限时的人，忽然安下心来，对照与转化，手中一支踏实的笔，亦可手洁心清，不至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