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翻译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我作为译者的总原则。

2.“译者就像忍者，如果你注意到他们，他们就不是好译者。”这是以色列小说家埃特加·凯雷特在2012年爱丁堡国际书展上说的话——我部分同意。忍者隐身，很多优秀译者也几乎让人忘记他们的存在。说“几乎”，是因为就算柯勒律治真的教会了读者“怀疑的悬置”，读者也至多假装相信那个外国人在讲中国话罢了。像看一部配音的译制片，需要一些催眠术，你才能真的相信蒂姆·库克嘴里吐出的三个字是“强得很”。

3.中国有很多文学节，但大众对于翻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苹果发布新品或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一个Oh.So.Pro.不但会揭开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翻译运动会——“强得很”“就·很·Pro”与“非常·Pro”到底哪个更Pro？——更会激活翻译段子手：“就·很·Pro”读起来真的很像“就很破”，英文原版则“重新发明了句号”，至于上海方言音译派掌门人btr，他认为译作“奥扫扑牢”（上海话“赶快扑住”的意思）更适合本地消费主义导向的抢购气氛。

4.译者要为读者考虑。商业公司为用户设定三条不同的中文翻译，正是考虑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语境，试图最大程度地迎合市场。说“迎合”，是为了翻译出资本的赤裸裸。而译者至少也要为读者考虑：如果翻译的是儿童文学，那么就把那句长达三行、会让中文句子显得头重脚轻、甚至需要极大的肺活量才能一口气读完的定语从句（比如本句）化整为零，让儿童们不至于气喘吁吁。加译注也是：如果正在翻的电影书里提到了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那就不妨加个注，以免读者误以为新出了什么神奇的汉堡；但假如那是一本量子物理书，那加注就是多此一举。

5.要么有钱，要么有名，要么有爱？每当翻译进行到1/3时，我就会反思一下最初为什么会接下翻译邀约，并假装列出这三个备选项。翻译的待遇照张爱玲的话简直是“低到尘埃里”，考虑到空气污染或通货膨胀，或许比尘埃还低，除非你是（人名略）。至于名，中国译者的待遇倒是多少超过了西方译者：译者的名字会被印在封面上，哪怕有时字号有点小。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英译者詹妮弗·克罗夫特一周前还在《卫报》上撰文，呼吁欧美出版商在书的封面上印上译者的名字——当然她并不只是为了名：“我们是控制故事讲述方式的人；我们是创造和维持被移植之书风格的人。”归根到底，译者剩下的可能只有爱。至少对于我是这样，只翻译热爱的作家里有能力翻译、且风格接近自己文风的那些——保罗·奥斯特、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以及最近的，伍迪·艾伦——即使这种爱有时到了八卦的程度，以至于我相信，知道奥斯特的女儿是一名歌手并在一年前嫁给了一位纽约摄影师会对我更好地代入作者有所帮助。

6.风格，风格，风格。这是文学译者要首先考虑的三样东西，毕竟你不是在翻译手机说明书或普罗斯特的购物清单。要理解作者的风格，并在中文可能性的宇宙里尽力造出一种对等风格。考虑到语法、句法乃至文化背景的诸多不同，这听起来像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翻译的意义——除了可以让未来学子将学外语变成第三减——恰恰在于挑战这种不可能。一个解决方案来自美国当代作家、出色的文体家莉迪亚·戴维斯，她拥有一种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类似的翻译理念，她提出等号两侧的对等风格不必在最小的单位实现或保持，而是要达成一种整体风格上的对等。就像“共同富裕”可以最后到来，翻译可以是一些“过”和一些“不及”较量后的“恰好”。

7.涉及到具体风格问题：要少用成语或流行语，除非原文用的也是成语。比如be on cloud nine。首先，不能望文生义地译作”九霄云外”，因为那是“非常高兴”的意思；其次，也未必一定要为这个“非常高兴”找到一个对应的成语。欢天喜地？眉开眼笑？欣喜若狂？都好像差之毫厘。不如随遇而安，干脆译作非常高兴，不亦乐乎？绝配的例子很少，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翻成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一举两得似乎都可以，感谢上帝造巴别塔的时候多少保留了一些复制黏贴的部分。

8.不必过分害怕“翻译腔”。就像北京人说话有北京口音或上海名菜“草头圈子”必须要保留一丢丢那种味道才会好吃一样，翻译文学里有点“翻译腔”再正常不过了。只要没有超越“读者稍作努力仍可以理解”的限度，时而让读者意识到“原来外国人是那样讲话的呢”或许也是阅读翻译文学的意义之一吧。（感受到一丝日式汉语的气息了吗？）

9.经典文学作品需要、也值得在不同时代重译。语言是译者的材料。材料变化了，原有的房子就可能不再牢靠。就像伊势神宫那样每20年拆掉重建一次好了。

10.对于同时也从事原创写作的作家而言，翻译是很好的风格练习。故事和观念是现成的，你只需要关心如何遣词造句，而这另一种语言常常会激发作家灵感，反哺作家的词汇库。当然，也有入戏太深的风险：翻译一个人的书，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成为那个人。而对方的风格印迹会不自觉地影响作家自身的风格，而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11.不可译总是迷人的。比如金宇澄的《繁花》，书中有许多对于上海方言的创造性使用，对于并不懂上海话的中国读者而言，他们可以借用自己的汉语经验来猜测并“翻译”这些“生词”，并在这些不可译的词语中体会到语言幻变的独特和新意。又如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文译者戴从容用了整整一倍的篇幅做注解，才译出了乔伊斯原文的那些生造词，全书读起来像一本特别的、来自“乔伊斯小宇宙”的辞典。最不可译、但也最不可思议地被译出的书当属雷蒙·格诺的《风格练习》，作者用99种不同文体讲同一个故事的行为本身已经接近翻译，而悖论般的，译者袁筱一几乎不可能的翻译文本又反过来像极了创作，因为“不可能”带来了自由。

12.如果有一天机器或AI译者的水平越来越高，到了要抢职业译者饭碗的地步时，加入它们。与比自己更强大的机器合作是必然趋势。不过，文学翻译机器人估计短时间内还不会出现，毕竟垃圾分类机器人都尚在研制中。

13.译者的终极任务是按时保质把书译完——或许稍迟一些也可以理解，毕竟translate的最后四个字母是宿命一般的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