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说”是山东画报出版社今年推出的文学品牌书系，去年9月份同时推出了张怡微、项静、周婉京、祁媛四位青年作家的新作品，“芳华说”着眼于具有代际之感的“80后”“90后”女性作家，她们以女性和作家的视角取材日常生活里的细节，关注自我、友谊、亲情、爱情，以及故乡、城市与乡村。在写作中，她们面向自我，探索内心的荒谬、孤独，以文学观察世界。

《清歌》是青年评论家项静以故乡傅村为创作对象的短篇小说集，写了这个空间中一些身份特殊的人：乡村医生、老人、牺牲的老兵、电影放映员、乡村教师等，比如《壮游》中的老太太，她的守候中葆有一种壮志，会感染和治愈沮丧的生命；《三友记》中的三位乡村医生，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有过很多秘密与暗夜。小说中的“他们”是一个未名的群体，他们见风使舵，现实势利；有时候又温情脉脉，牵涉着说不清楚的情绪。对离开了故乡的人来说，在书里看到的是他们坚韧的生命和精神世界，让人活着的那种无形物。

张怡微在《故事识别》的后记中写道：“这是我们的第六次合作。之前的每一年，几乎都是愉快的，在这个出版不易的时代，得益于某种奇妙的‘缘分’，我十分珍惜。”我和张怡微从2013年开始合作第一本书《都是遗风在醉人》，这是第六本。原本2020年可以出版，但因为疫情，我跟她说：我们不急，再等一等吧！她说：好，我们做好一点。这本书原是《新腔》的续编，是张怡微以小说创作者和创意写作教学者的视角，对自己多年工作及学习的追踪蹑迹，是阅读的后见之明。也得益于一段“等待”的时间，稿件也更加丰富和合理，2021年大热的影视剧《我的姐姐》和《流金岁月》，作者也从文学故事的角度梳理了影片的叙事和蕴含其中的“女性故事”。比起《新腔》，《故事识别》中明显可以看到作者对小说创作理论的关注，比如她谈自己的《家族试验》小说中的“新家庭主义”，比如如何将《清风亭》《琵琶记》《夜奔》等这些古戏剧中的故事从耳熟能详但不曾细究的模糊里剥离出来，将生动曲折的故事讲得更加跌宕离奇，比如对王安忆、角田光代、石黑一雄等作家作品中小说素材的打捞，这都是在她个人写作史逐渐丰富起来后，她对世事人情的体察和洞情，是她的“知微”之处。

周婉京《新贵》讲了主人公李白，一位作文优秀的小镇青年在北京的人生际遇与内心挣扎。这个原本的江苏沛县李老爹之子，在北京读大学、娶北京老婆、搬进北京最贵的别墅区，他一路洗脱过去，包括原本的名字李丰收。作家通过这个角色来反思和回顾世界，也展现了文学史中男性气质的变迁，他是羸弱的、敏感的，又充满了美学上的完美追求（李白一直想要出版自己的小说、作诗也不想输给长脸保安），而小说中也有许多对颜色、美学的描写，这都是通过李白这个形象来丰盈的，是具体可感知的。这种写作风格无疑与周婉京艺术评论家、艺术学老师的身份有关的。正如许知远在序言中所说：“她（周婉京）在两个世界中穿梭，一方是当代艺术批评、技术哲学这样的理论世界，另一方则是一个更绵密、更细腻的小说世界。她在前者展现自己的智性训练，在后者编织、释放感受与情欲。”

祁媛的《黄蝴蝶》里小说世界则要更加冷静与孤独，除了写作之外她也画画，书中的插图就是她自己的画作，风格张扬奇特，充满了人物戏剧张力与直达人心的震撼，与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不谋而合。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书中的小男孩阿叶，小说中这样说道：“他羡慕那些父母双全的同学，觉得他们的人生停留在生命为他们保留的位置上，而他绝不可能找到那个位置。”一个小男孩，“在生命为他们保留的位置上”，他从未抵达过。《黄蝴蝶》中的主人公，他们独自生活，独自行走，独自做梦，相比跌宕起伏的情节，祁媛更注重整个小说意象上的“陌生感”。她说比较关注人性格里脆弱的一面，或者说她对人性里“沉淀”下去的东西更感兴趣。

做文学编辑最大的难处就是市场，出版原创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编辑的文学情怀。项静在《清歌》后记中写道：“记忆越来越空疏，但生活本身一定是扎实的。我只能使用虚构的工具，去填补记忆空白，我想用一种绵密的语法去表现那里的生活——物质、人情和农耕社会的日常……它是一个行将消失的空间，我期望他们在其他地方还有重新聚集的可能。”我理解这个“其他地方”是文学的空间，文学照亮了幽微的人生和平淡的生活，张怡微曾说：“如果没有文学的话，在生活里面这些人应该都不算特别讨人喜欢的人，是文学照亮了他们的这种生存的可能性。”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对于作者、读者和编者的我们，在静水深流的日常中，给我们一点坚实的希望，微茫却又不可或缺。

我很喜欢纪录片电影《人生果实》中的这句话：“风吹落了枯叶，枯叶滋润了土壤，土壤帮助了果实，缓慢而坚定地生长。”这种人生的笃定和历久弥新是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与热爱中淬炼而成的，写作与出版同样需要这样的坚持与孜孜不倦，缓慢而坚定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