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类的迁徙，从未停止过。这是人类的生存常态。因此，“乡愁”成了人类情感的体现，甚至已内化为人类情感的组成部分，“还乡”的抒情信仰，也就时刻埋在心底，化为随时破土而出的情感慰藉。但由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在逐渐消解人们生存空间的距离感，所以“乡愁”也就成了一种缺失的现象学。

作家王涛的短篇小说《回家》（刊载于《时代文学》2021年第5期）就是对这一缺失现象学的艺术再现。小说以明暗两条线索展开，互为表里，构成一种隐喻关系。“回家”，一是“我”返回自己北京的“爱巢”，二是坤宅和妻子姝娅要带着儿子回到具有原始部落生活方式的莫邪山。“回家”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因为“乡愁”在慢慢地长大，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坤宅和姝娅的儿子又长出了小尾巴。

浓浓的乡愁来自哪里，人为什么会“回家”，那条牵动他回返的尾巴是怎么长出来的？乡愁是一种文化传承，是自我的、向内的探询，带有浓重的自省性，是对“我从哪里来”这一哲学问题的情感回答。诗人洛夫在香港落马洲远眺大陆时这样写到：“望眼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小说《回家》中坤宅的乡愁也让他受了伤，为了表达强烈的思乡之情，坤宅变成了饕餮，把姝娅为他准备的乡野食物全都吃了下去，把自己吃进了医院。作家通过“吃”这一身体经验来慰藉坤宅的思乡情愫。吃是儿时食物留给我们的咀嚼快感或欲望满足，是最难忘怀的，食物的味道成了乡愁的一种修辞幻象。味道是一种象征，一种隐喻，这种味觉记忆其实是母亲留在我们心底的异质反应。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写到：母亲代表大自然、大地与海洋，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来自哪里，就要归于哪里。由于习俗的差异，人们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回归大自然。如小说中坤宅的父亲去世后，以树葬的方式“还乡”，回归自然。

“还乡”不仅是人类的情感慰藉，故乡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灵魂的栖息地。梭罗离开喧嚣的城市，返回距离出生地康科德城两英里左右的瓦尔登湖畔，寻求生活真谛解答人生困惑。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时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返乡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海氏在一个海拔1150米、名叫黑森林的地方，盖了一间小屋，在这里完成了他一系列的哲学思考。他在《我为什么住在乡下》一文中回答了“还乡”就是为了除去萦绕于心头的遮蔽，敞开一块澄明的林间空地，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还乡”的重要性，小说是通过坤宅的儿子长出了一根为祖先所属的小尾巴来强调的，或者说“还乡”的情感需求要由人的生理反应来唤醒。假如没有这根小尾巴会怎么样？“我”妻子的离婚书能不能起到等同的效果？一没自我的生理反应，二没他者的外力影响。当我们的生存状况消解了这两类情况之后，会怎么样呢？

启蒙运动肇始的理性主义，几近颠覆了人们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意识。从宗教的理性化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失去象征意义的客观世界。马克斯·韦伯说：“这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一定包括我们的祖先崇拜，即“还乡”的情感信仰。这种情感信仰并非不存在，而是不再是一种普遍性的、时常被唤醒的情感要求。先前的人与世界连为一体，而现代社会，人从其中被驱逐出来，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从象征秩序转为工具理性秩序，并且皆被抽空了它的神秘和诗意内涵，人们的精神世界便成为一种虚无。朱塞佩·托纳托雷的电影《海上钢琴师》中，当1900走到悬梯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望着高楼林立、尘雾弥漫的纽约怔了怔，然后脱下帽子，往前面一扔，转身又回到了弗吉尼亚号。工业革命早已让1900失去了家园，他无家可归。

当然，我们并非反对理性主义。我们只需要在沐浴科学与理性的光芒时，还要时常追问生命的意义。纪伯伦早就告诫过：“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解答为什么出发，就要记住乡愁、留住过往，就要不忘初心，就要在尚未完全荒芜的家园里长出一根“小尾巴”来，这应该就是作家王涛创作小说《回家》的意义所在。幸运的是，小说中的坤宅、姝娅和“我”还有家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