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的一生，就像一条金线，串起了过去一百多年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人类学研究、乡村改造、兴办教育……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获得者，107岁的国际友人，携带着跨文化的基因，把她的激情和热血，奉献给了中国的伟大事业。

谭楷先生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用平和而生动的文字，首次全面地为我们讲述了伊莎白女士不平凡的一生。这位仍然健在的百岁老人，1915年出生于中国成都的华西坝。她的父母参与创建了华西协合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等学校。在成都长大的伊莎白，自小就对中国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伊莎白在加拿大接受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后，回到四川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二战爆发后，伊莎白和未婚夫——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回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结婚。战争结束后，伊莎白和丈夫毅然选择返回战火纷飞的中国，在中国解放区做调查，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成为新中国外语教学的拓荒者。而且，伊莎白还为促进中外友谊做出贡献，撰写了多部中国乡村调查的学术专著，在世界传播中国故事。

近年来，伊莎白的感人事迹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钦佩她的才华与学识，叹服于她与百年中国休戚与共的命运，更赞美她与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2019年9月29日，伊莎白获得由习近平主席亲手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这样一位为中国做出无私奉献、在中国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国际友人的故事，值得深入挖掘。作家谭楷花费3年时间，通过访谈、查阅资料、实地考察，还原了伊莎白老人纵贯一个多世纪、横跨三个大洲的百年人生旅程。

伊莎白的人生之旅始于成都的华西坝。和自己的写作对象是“老乡”，谭楷先生因此对伊莎白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华西坝堪称现代成都的文化发源地之一，自1910年美国和英国教会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开始，此地就是辐射全市乃至西南的文化教育高地，承继于东渐之西学创办的现代医学机构，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这片历史丰富也掺有个人生命体验的土地，谭楷叙述了本土自然而自在的动人风景和民俗，勾勒了因中外汇聚而衍生的地方脉络。在此背景下，刻画出深入伊莎白骨血中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情感。可以说，文野兼具、中西杂糅的华西坝，孕育出乐观活泼而“不走寻常路”的伊莎白。

伊莎白从中国西南走来，走“回”了她的祖籍地加拿大，走向英国，又重返中国，来到华北……谭楷先生把她生命的各阶段放在具体的空间里展开：在四川汉源、理县地区开启人类学调查，在重庆璧山兴隆场研究乡村，在欧洲的战火中与志同道合的柯鲁克结为人生伴侣，在十里店参与中国革命，在南海山教书，在北京培养外语人才，回到成都故地重游……透过伊莎白的经历，可以看到世界现代史的曲折历程，看到中国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谭楷恰到好处地把时代背景、历史人物和伊莎白的经历、思想关联起来，既展开恢宏壮阔的历史背景，又凸显了人物所做的切合时代的抉择。

伊莎白除了是一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教育家，还是一名人类学家。后者尤其令中国学术界感到欣喜。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儿童心理学学位之后，她选修了社会人类学，其后重返四川进行田野考察。

在20世纪中期，西方的人类学学界在对澳大利亚、非洲、美洲等本土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成熟的田野调查技术和科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随着西方世界的扩张，西方人类学者也对中国的文明社会产生了研究兴趣。中国文化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既是人类学传统视野中的“异文化”，又是超越传统研究的“复杂文化”，因此，奠定了现代人类学学科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学生弗思都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前者对中国学者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给予极大肯定，认为这是一部标志着人类学研究“转向”的作品。后者担任了伊莎白的博士生导师，鼓励她出版研究中国的人类学专著。

成都的华西坝是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镇。谭楷铺叙了促成伊莎白投身人类学研究的中外学术背景。其一，1922年成立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直接影响了伊莎白早期的学术选择。学会聚集了体质人类学家莫尔思、医学人类学家胡祖遗、华西协合大学首任博物馆馆长戴谦和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接替戴谦和担任博物馆馆长、主持了三星堆挖掘工作的葛维汉。伊莎白的父母也是学会成员。在抗战中，北方学人南下，学会吸纳了大量中国学者，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伊莎白深入到藏、羌、彝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获取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手资料。在汉族学者对西南山地民族普遍缺乏了解的时代，伊莎白的调查实属难得。其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四川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促使伊莎白走向西南农村，最终凝结为场镇研究的成果。近代以来，“乡村”是中国的重大议题。从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到20世纪后半期的农村综合改革，乃至21世纪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村、农业、农民牵引着全社会的关注。机缘巧合，伊莎白与乡村平民教育的开创者晏阳初有过一席之谈，又去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重庆，其后往返数次，在兴隆场开展了社会组织建设和乡村研究。她和中国学者俞锡玑合作完成的《兴隆乡：华西红色盆地中的田野调查》，经弗思推荐，列入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主编的丛书序列。2013年，中文版的《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由中华书局出版。退休后的伊莎白重拾人类学研究，和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合作，糅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角，重新写就一部《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此外，伊莎白和丈夫柯鲁克共同撰写的《十里店》的中英文版本也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出版。

总的来看，伊莎白的西南民族调查、乡村研究，是20世纪中国人类学本土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她虽然在盛年时期没有成为职业的人类学家，但她前后贯穿80年的研究和写作，值得放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史上去重新评述。

谭楷撰写的伊莎白传记，糅合了中国革命、学术、教育的时代线索，讲述了伊莎白动人的人生故事，令人信服地传达出这位从容、谦逊的革命者、学者和教育家闪光的品格。在“后记”里，谭楷写道：“寻觅百岁老人的足迹，是在重读中国近现代史。”他的书写，也从一个个人的生命史，透视了中国的学术史和波澜起伏的民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