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部《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对于我来说有点特别。作品的一个主体内容，是讲述穆青、冯健、周原这三位新闻前辈是如何挖掘和呈现焦裕禄这个典型人物的，体现出了他们高度的职业敏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可贵的精神品格。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从中感受到了强烈的职业教育意义。

按说这本书写得有点晚，因为焦裕禄和焦裕禄精神似乎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诠释。题材是老故事，人物是熟面孔，重新来书写，一般人会望而却步，因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另外，现在的阅读在字数容量上走着极端，网络文学作品动辄几百万字，纸质图书以十多万字为宜。这部作品将近60万字，是个大部头，就纸质阅读而言构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好饭不怕晚”，而且“好书不怕长”。读这部作品，会发现这些老故事带给我们新的体验、呈现出了新的价值，人物给我们带来新感动、留下新震撼。作品通读下来并不觉得冗长，甚至还有意犹未尽之感。这是为什么？这就涉及到谁来写、如何写、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写、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来写的问题。

作者高建国说，自己在十多岁的时候，读到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对于铸造我人生基石影响甚巨”。亲近焦裕禄这个人物，是他的一个梦想。写这部作品的动因，是他受到了来自内心的某种指令，是一种内在精神力量的驱使。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回望初心、追寻初心的作品。这个力量太强大了，也就是“我要写”的力量，一种强大的主动与自觉。因为有这样的渊源和来由，他的写作也就更用心、用情、用功、用力。作家在读懂焦裕禄上敢于下功夫，心怀敬意、富有情感。经过他的细心梳理，焦裕禄的形象变得立体而丰满。在我们的既定印象中，焦裕禄是人民勤务员，是朴实无华的好干部。读这本书，会发现他还是一个上过战场的人，是一个懂艺术的人，是一个善于进行宣传动员的人，是一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也是一个受过委屈的人。这不禁让人感叹：“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焦裕禄！”于是，我们对焦裕禄这个人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对他更加敬仰、更感亲切。作家是从人的视角、人性的立场来看待焦裕禄的，突出人物的命运，突出人物在时代大潮中的起起伏伏，突出人物在起伏中始终保持着的信念的坚定。这部作品再度证明了一个道理：文学作品如果能真正关注人、聚焦人，展现人物的命运，表达人物的情感，就能吸引人、打动人。

我们以往在读纪实类作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字里行间明明隐藏着一条很好的线索，但是作家回避了，没有进行深究，让人干着急：为什么不找这个人多问几句，为什么不到这个现场看看呢？读《大河初心》，惊叹的则是作家该去的现场都去了，该找的人都找了，甚至可能找不到的他也设法找到了。有所收获之时，高建国说或许是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感动了上苍。这句诗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下一句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傅斯年曾经借用过来说考古，续上的一句是“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高建国就甘于也善于“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一部“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得来的作品。

比如说寻找采访对象，他采访了焦裕禄爱人徐俊雅的弟媳王美玉、焦裕禄的侄媳妇赵心艾，在开封市尉氏县采访了曾追随父亲给焦裕禄治过病的中医专家杨培生的儿子杨文明。焦裕禄在尉氏县张市镇边岗村蹲过点，高建国到边岗村和尉氏县城找到原村团支部书记宋柳林和原村妇女主任李喜云了解情况。当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播讲了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北京郊区农民王文华收听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齐越写信，畅谈自己的感受，表达“要以实际行动来追念这位永垂不朽的好干部”。高建国找到王文华的女儿王彦，请她谈谈对父亲的印象。新闻界有个说法，叫“有请当事人”，这些人某种意义上还说不上是真正的当事人，是拐了几个弯的当事人，但高建国都把他们请到前台，诉说与焦裕禄有关的点点滴滴。正是因为这种创作精神，他能够有底气地在别人写的基础上“接着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比如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是根据焦裕禄当时面临三种考验，包括罕见的自然灾害、干部队伍中消极错误思想和自身严重疾病，层层递进、相互交织塑造焦裕禄英雄形象的。高建国根据焦裕禄主政兰考任县委书记一波三折的过程，提出还有第四种考验，即“岗位与职级的考验”。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对于焦裕禄的形象不但没有损伤，反而更凸显出他忘我、无我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