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上世纪末本人开始“端坐”于大学课堂时，陈望道先生其名对我而言完全是一片空白，没办法，像我这样“启蒙”于那个“疯狂十年”的一茬大都就是如此傻傻。当中共党史课老师充满自豪感地对我们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首位译者陈望道先生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校长”，当现代汉语课老师在开列课外阅读书目时同样也是不无自豪地介绍：“建议大家课外阅读的这本《修辞学发凡》，其作者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校长陈望道先生”，陈望道这鼎鼎大名才开始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于是，当拿到徐锦庚所著《望道：〈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的前世今生》一书时，我便立即饶有兴趣地一气读完，并暗自大呼“过瘾”。

《望道》，这主书名起得好！不过我同时也“坏坏”地想，如果陈先生不是在1918年“擅自”将自己由“参一”更名为“望道”，那锦庚这部新作的主书名还会是“望道”二字吗？再说这部书的副题叫“《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的前世今生”，小了，全书内容之涵盖可远不止于此！

《望道》这主书名起得好，不仅有望道先生其人，更有“望道们”其群。而无论是“望道”还是“望道们”，莫不皆是紧紧扣住“道”这个兼有道义、道路、方法、规律等多义性的关键字做文章。

先说“望道”。作品并非围绕陈望道先生之毕生经历面面俱到，而只是以他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既是他个人亦是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经历为轴心，选取其一生中诸如“毁佛办学”“赴日求学”“就职浙一师”“参与酝酿建党”“分道扬镳”“重归初心”等重大节点而上上下下、前后左右辗转腾挪，再现了其毕生为追求真理上下求索的人生奋斗历程和鲜明的个性特征：执著的理想、不倦的求知、率真的个性，一个“党性+人民性+个性”的陈望道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可亲可信、可敬可尊。

再说“望道们”。这个“们”则是以望道先生为支点，向国际与国内两个方向伸展：国际方向是锦庚用前两章的篇幅将视线向前向外移至19世纪的欧洲大陆，其中既有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联袂创作《共产党宣言》、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空想走向科学的伟大历程，也有他们间真挚的友谊与各自的奋斗人生。国内方向则是刻画了一群与陈望道同时期的“同道们”的群像，其中有两条人群链颇有意味：一是陈望道何以成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的引导链——从李大钊到陈独秀到戴季陶到邵力子再到陈望道；二是作品第十一章“跌宕起伏”中先后写到的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陈望道、李达和邵力子等。置于这两条链条上的人物虽有异同，特别是各自的人生道路选择也不尽一致，曾经的一群共同“望道”者后来有的分道扬镳、有的迷途知返、有的殊途同归，但究其缘由则无非是因其信仰、品德和个人性格各异之使然。而更有意味的，还当是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同志对待这些人的不同态度，只要信仰不变、只是因为个人性格原因而一度脱党的如李汉俊、李达和陈望道者，老人家的态度都是包容的。这样一种宽广、包容而民主的气度与作风，或许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吧。

作为这则小文的结束，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它的文体。将《望道》归入非虚构类纪实文学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我注意到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给它的分类定位则是“《共产党宣言》-IV”。细思下来，这样的定位似乎更严谨更准确。无论是《共产党宣言》的横空出世还是它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诞生，其当事人或见证者皆已不在人世，作为纪实文学创作所必要的采访、特别是对当事人或亲历者的采访都无从谈起。本书的创作的确也是作者在大量查阅、比对、挖掘和分析研究了大量直接或间接文字材料的基础上用文学的笔墨而挥就。因此，无论是将《望道》归入纪实文学还是研究类著述，都各有其道理与依据，这似乎也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更在于作者在创作时所呈现出的那种基本态度。在我看来，这个过程中，至少有如下两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是为了《望道》的写作，锦庚的确查阅了大量相关原始文献及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且尽力在寻找第一手第一版的原始材料，对此，我虽不敢妄言“穷尽”二字，但称其下了大功夫苦功夫当不为过；二是作者之用功不仅限于尽量穷尽现有能看到能找到的相关材料，而且对它们还有进一步的比较与研究，进而坦言自己的看法与判断。比如国内史学界几成共识的关于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说，徐锦庚则依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认真分析后明确直言“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比如陈望道译本第一版的出版时间一直存有1920年4月、5月和8月这三种说法，而作者经过认真比对与推算后则明确自己选择支持8月一说。这些论断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而这种底气则来自作者扎实与诚实的学风。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对《望道》的文体如何定位，这种扎扎实实的学风与文风当更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