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迈过百年踏上新的征程，反映中共一大的电影《红船》正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影像资料被多地学校推荐，线上观看人数逾千万。中共一大这个题材难拍：故事耳熟能详，难以发挥；人物众多，难以摆布；主题既定，难出新意；而最大的考验，还在于如何真实还原历史。所以，通常我们并不指望它能给我们多少惊喜和新意。但出乎意料的是，这部命题之作以强烈的思想性吸引了我们。片中展现了一条清晰的思想探索之路。

李大钊到天津，应周恩来的邀请给觉悟社的大学生们讲演，学生抛出来的问题居然是：“马克思、列宁都是洋人，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理论？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自己的路？”李大钊脱下自己的布鞋说：“我是穿着这双布鞋来这里的，但你们许多同学穿着皮鞋也来到了这里。穿什么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中国的路。”

由此开始，我们感受到影片扑面而来的思想气质。那是一代年轻人的气质，也是那个时代的气质：勇于思考、不甘平庸，以国家前途和命运为己任。这部电影的可贵勇气，在于塑造了一个思想萌发期的青年毛泽东，清晰展现了他从懵懂期到觉醒期再到成为先知般的革命先驱的重要转型。

在一部短短的电影里，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相当不易。我们知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毛泽东，是主张联省自治的。片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毛泽东发起的湖南学生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这场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寒冬，李大钊拉着一车木炭和食物来看望驱张运动的学生代表，他问毛泽东：“你认为把一个张敬尧赶走了就能解决问题吗？如果把他赶到了河北，那岂不是河北的老百姓又要遭殃？”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正处于思想探索的懵懂期和迷茫期，李大钊的话，是他走向觉醒的开始。他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在那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读到痛快处，用脚猛踩地板，吵醒了楼下工友，他干脆拉工友来房间坐下，热心向工人阶级宣讲马克思主义，以唤醒他的革命觉悟。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实现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而他更重要的转变是在参加中共一大时体现出来的。

当马林在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组织从属于共产国际，需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时，毛泽东皱起了眉头沉思。会后，他对何叔衡说：“中国革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这时，他已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独具慧眼的先知。电影把这样一个思想成长过程，表现得清晰可辨，真实可信。

《红船》到底应该拍成群戏还是单一主角的戏？我相信创作方是有过充分讨论和交流的。如果13位代表，人人都有充足的戏份，时长不允许，电影叙事模式也不允许。影片最后确定以毛泽东为主角的叙事结构，但在当时，他只是湖南赶来参会的两位地方代表之一，并非会议的主持者。这便显现出作品的巧妙构思，电影以毛泽东的思想和人生道路抉择，来表现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一种选择。他成为叙事的一个视角、通往主题的一个切入点，故事由此得以顺利展开。

该片还重现了当时中国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如驱张运动背后的军阀割据问题、上海租界的主权问题。片中安排了一个虚构人物，即忠于职守的警察头子范三，他从湖南就开始盯上毛泽东，眼看就要在上海法租界收网的时候，却在这里横尸街头。他死于租界华人巡捕之手。在这里，他没有执法权，这无意中为共产党势力在上海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

范三之死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却构成那个时代非常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它的寓意：在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旧中国的死亡是一种必然，而新中国的曙光已然出现。这不但使故事看起来更具戏剧性，也进一步强化了主题的表达。

此片演员阵容也颇为可观。毛泽东、李大钊的扮演者都是《觉醒年代》里的原班人马，王志飞扮演的陈独秀收放自如，其精神气质精准独到。长期扮演毛泽东的唐国强，也在这部片子里出场。但他这次扮演的是毛泽东的对手：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居然也是形神皆备。

编剧黄亚洲同时也是一个诗人，这从电影的风格上能够感受出来。这部电影既有强烈的故事节奏，也有浪漫的诗性气质。我尤其欣赏电影的结尾：红船会议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走上船头闲聊。他们算了一下，参加会议者平均年龄28岁，此时的毛泽东正好是28岁。何叔衡问：再过28年，我们的国家将会怎样？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老百姓都将不再挨饿……”

此时，何叔衡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当初，毛泽东拿它到当铺去换路费，何叔衡知道后悄悄把它赎了回来。但这块表在被递给毛泽东时，不小心滑入水中，于是，在高清镜头前，一块金黄色的怀表，在清澈的湖水里晃晃悠悠沉入水底，静静地躺在南湖底下，用来见证这百年来最为重大的历史时刻。这个细节当然是虚构的，但这是一个折射历史真实的虚构，凸显出历史的必然性。

我甚至有一种冲动，想要在哪一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潜入南湖的水底，去打捞这块最有历史价值的怀表。因为它定格了一段重要的历史刻度：一代中国的优秀青年，从迷茫走向先驱。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