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
“原创长篇小说《红色银行》研讨会暨红色主题中国故事出版论坛”于2022年5月29日上午，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在北京、合肥、太原三地同步召开。会议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安徽省委宣传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安徽出版集团、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安徽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承办。现摘登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红色银行》是主题创作，但其中有相当多的篇幅写的是晋西北，尤其是兴县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包括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这也让我想起了马烽的《吕梁英雄传》，它也是写抗战的，同时也是写老百姓生活的。这也反映了那个时段那个地方抗战的特点，就是全民抗日。《红色银行》既是一段红色的历史，也是一段金融的历史；它既重大，又有点高冷。张卫平把它和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这既是文学性的保持，也是对真实历史的表达。从中也能看出，张卫平既要把这段历史写好，同时也要把小说人物塑造好。小说塑造了很多人物，包括抗日英雄，也包括金融战线的银行家，还有普通百姓。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贺麻子、冷娃、小莲他们几个人组成的家庭，尤其是他们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写得非常有戏剧性，情感上很有冲击力，阅读上也很有吸引力。
郭义强：
作品有几个特点比较突出。第一，作品填补了空白，很有价值。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有许多鲜为人知、可歌可泣的故事。金融类的，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系列，从兴县农民银行到西北农民银行，一直到中国人民银行，这段历史我们不是很熟悉。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到非常感人的故事，把这些故事挖掘好，展现好，对后人有非常好的启迪作用。第二，比较好地把握了虚和实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比如主要人物刘象庚、刘少白、张干丞，包括安子文、王若飞等等；也虚构了很多人，像贺麻子这一家。这种虚实结合做得比较好。第三，《红色银行》的语言非常好，特别是在故事的推进上比较从容，比如对兴县农民银行创建过程的描写，对牛霏霏、甄排长和铁拐李三人关系的处理等等，都从容不迫，没有特别急，没有从一开始就人为地设立他们应该怎么样。作者从人物性格出发一点点推进，没有大起大落，写得很有特点，描写得也很细密、生动、感人，让人感觉很真实。
何向阳：
《红色银行》作为主题创作，是百年党史中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特别的片段，即我党金融体系创建过程，它所蕴含的主题题材领域极具独特性。这与张卫平同志对于晋西北历史进行考证、行走、探访、挖掘，以及呕心沥血的写作分不开。晋西北的地域特征、风土人情及主要人物之外的一些百姓人物的书写，对他们身份、性格、心理的书写都是细致入微的。张卫平同志调动他的笔力，将他熟悉的生活融入历史题材的主题创作中，使历史中的人物活了起来。
这部《红色银行》在晋西北风物情志的自然描写中，还有对于山西建筑学方面的描写，比如建筑格局、家居这些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东西。山西建筑在中国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他把这部分知识点放进去了，就非常好。也有对黄河四季的景物变化，比如冬春之交凌汛的描写。这些描写都致力于文学性，使得大历史的发生有了可依托的场景，使得人物的活动有了实在的舞台。此外，《红色银行》以小说叙事和小说主要人物原型的附录来布局全书，尤其是附录部分，虽简约但不可缺失，是对小说叙事的有力补充。
胡 平：
将来的文学史，写新时代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的章节就是红色写作。红色写作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70年代，一个就是新时代。现在看来，前一个高潮中，由于作家数量有限，也由于某些限制，很多重要的红色题材没有挖掘出来；第二个高潮，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高潮，挖掘出来很多新题材，《红色银行》就是当中的一部，而且是写金融题材，过去没见过。
这又是一部纪实小说，把纪实与虚构两方面的好都体现出来了。这里面刘象庚的功劳最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写刘象庚的事迹也不是非常多，这一点把握得也很好，说明作者严守“大事不虚”的原则，忠实于本事，这反而使作品当中刘象庚做的每一件事、表达的每一种态度在我们看来都是郑重的，真实可信的，这样人物的形象就立起来了。作者对很多历史细节的调查也是非常细致的，比如做钞票，刚开始没机器，几个人手工来裁钞票，裁坏了不少，为了防止伪造，刘象庚还在钞票左下角盖上自己的私人印章，号码是人工一笔一笔写上去的，发行的时候要用大元宝，这些地方是小说的精华，是编不出来的。
彭学明：
当下太多的作家都把长枪短炮集中在乡土、乡村的写作上，集中在城市历史的挖掘上，题材具有雷同性。张卫平以作家的视角去挖掘、去发现，以文学的方式为金融战线写史立传，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前世，所以题材的独立性和珍贵性是它的特征，对中国文学也是个独特的存在和贡献。《红色银行》是大真实、小虚构，大事件、小情节，在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上进行合理的虚构，这种虚构要不违和，要符合逻辑，要与真实的事件完全融为一体，要显得非常真实，这是非常有难度的。对此，张卫平做了非常好的尝试，并且写得非常成功。
白 烨：
《红色银行》是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和党史题材的一部力作。革命战线是很丰富、很多元的，卫平抓住了兴县农民银行发生发展的沿革，写出了我们党在金融战线上的历史，一是把红色银行创办的过程写得很详细，通过银行，把我们党在金融战线的斗争也写得很具体。这个题材、这个生活的面是过去所没有的，所以他比较完整地写出来本身就是一个贡献。其次，作品写了很多人物，特别是写了牛照芝和刘象庚这两个进步的乡绅对于革命的贡献。这两个形象非常重要，非常独特，两人在整个晋西北的银行创办，包括革命过程中起的作用非常大。我觉得把士绅和乡绅写好，意义很重要，他们代表部分阶层人的觉醒和觉悟。
徐 可：
将金融题材和红色题材合二为一，是这部小说最明显的特色。我们中国一向有重农轻商的传统，所以商业题材的作品很少，特别是小说。作者敏锐地把这段历史从深处打捞出来，以小说的形式把它再现出来，是对红色题材小说的开拓，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对红色题材的主题出版也是重大的贡献。在真实性方面，小说紧扣历史脉络，选取了一些重要人物、重要节点予以呈现，同时后面引用了一些社论、报道、指示，突出了全书的史学性。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我觉得它是一部纪实性的小说，适当引用一些，可以增加它的历史真实性。另一方面，作者围绕“红色银行”这个主题，突出了文学性，特别是虚构了小莲、冷娃、嵇子霖这样的人物，他们经历了一波三折，从中也展现了人性的真善美，鞭笞了假丑恶。小说把进步的士绅作为主要人物，凸显了他们在重要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重要贡献和积极作用，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的士绅力量曾经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红色银行》能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再现士绅阶层的历史贡献，彰显了作家尊重历史的态度。
小说的语言干净简洁，特别是频繁出现“看住”这个词，比如说“董一飞看住张干丞”，而且小说也有“看着”这个词，所以我想，肯定是有“专注地看着”这个意思，这些适当引用的当地语言，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柳建伟：
我认为《红色银行》是一部近几年主题出版非常引人注目、写得非常成功的小说，应该把它看成是人民币的一段前史。人民币是1948年年底出版发行的。从兴县农民银行到西北农民银行，后来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在1948年12月有了人民币，所以这是一部为人民币前史立的正传，仅凭这一点，就表现出了小说独一无二的价值。小说以刘象庚为核心，描写了刘氏家族三代近20个人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做出的正确人生选择，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小说的虚构部分也充分显示出作者创作的才情和匠心。大到晋西北，具体到兴县的县城、黑峪口、十六窑院，作者围绕真实的历史事件，虚构了生活在这些地方的贺麻子一家三口充满传奇的家庭生活，也塑造了牛霏霏、白宝明、铁拐李这样与银行印钞相关的三人组，还有嵇子霖这样一个行走在晋西北的“独行侠”，表现了那个时代晋西北人的生存境况和人心向背。这里面尤其以小莲和嵇子霖、冷娃、刘武雄的四角关系演绎得非常精彩，我认为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胡友笋：
主题写作如何在纪实和虚构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故事性和文学性、通俗性和艺术性如何兼顾，历史书写和当下的时代关怀如何勾连，都是有难度的，也正因为有难度，所以每次的写作和探索都是可贵的，值得我们总结。《红色银行》在真材实料的基础上进行场景氛围的再创作，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也拓展了阅读的可读性和延展性。特别是风景描写。最近我看到《光明日报》开了一个栏目，叫《找回有力量有格调的风景描写》，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也很有启发性：“思想是文学的光，风景描写是小说里的湿地，好的主题写作需要有融合的湿地性内容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和阅读性”。在这一点上，《红色银行》做了很多探索，某种意义上，也是山西文学书写在今天的创作环境和创作背景下如何继承与发展的问题。
郝振省：
在党和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形势和背景下，我觉得《红色银行》这么写，有它的渊源和根据。比如我们现在要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要为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那么我们看到，最初成立的兴县农民银行，他们一开始就为贺麻子一家贷款购置渡船，为民生服务。特别是晋西北当时干旱少雨、老百姓没有种子的时候，搞“青苗贷”，甚至让银行出面给老百姓购买优质种子，帮他们渡过难关，这些与今天讲的为实体经济做好服务和保障很有渊源。我看到小说里兴农币与法币和大洋竞争，就想到今天我们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加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货币结算比重，这些都有着密切关系。从内容看，主角立得住，大事件不虚，体现了这部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从写作手法来看，小事的不拘有力地配合了大事不虚，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可读性。
季 宇：
《红色银行》最大的亮点是题材性和角度性充满创意。战争背后是经济的较量，战争打的是钱，没有经济是很难维持的。这部作品把目光投向平时人们不大注意的金融战线，拓宽丰富了红色题材和抗战题材的创作，非常有价值。而它的成功之处更在于注重史料，同时又不拘泥于史实，而是通过人物的塑造讲好中国故事，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如何安排，对真实事件如何进行文学化处理，都做了精心的艺术化追求，可以说，在史料和文学之间收放到位。另外，这部小说语言非常流畅，而且画面感很强，感染力也很强。特别是对山西的生活风俗、地域风光、民间歌谣等方面描写感染力很强，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我认为这是一部主题鲜明，别开生面，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好作品。
牛玉秋：
《红色银行》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历史当中打捞出一批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人。书中写了红色银行创办的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刘象庚，还有一个是张干丞，还有牛照芝，写得非常充分。创办红色银行，出力最多的是刘象庚。刘象庚这样一批人，从历史上看，他们首先把自己的家财都贡献给了革命；其次，他们贡献了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我特别要提一下牛照芝这个人，他在红色银行成立之初为红色银行所做的事情很少，我认为他是一个缺席的人物。像这样一些人物，也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作为山西作家，肩上是有这个历史责任的，也是很急迫的。有些地方的处理很见功力，比如说最后嵇子霖到冷娃这儿，冷娃还是把他放跑了，这个处理非常符合人物的性格，因为冷娃就是一个非常朴实善良的当地农民，尤其嵇子霖又是他妹子的丈夫，他是下不了这个手的。最后刘武雄提着枪从树林里走过来，这个处理得太好了，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梁 彬：
张卫平先生的这部《红色银行》，其中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物联系得非常紧密，它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却是一部非虚构色彩极强的虚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虚构与非虚构有机结合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用了实名实姓，主要人物都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大部分人物形象及其行为是在真实事迹基础上进行合理丰富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些人物虽然姓名是真实的，但他们的生命轨迹和现实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刘象庚的侄子刘武雄，小说中他先在国民党军队参军，到最后才加入了八路军，而真实历史中的刘武雄一直是八路军的成员。我想，作家这样处理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因为在作品中，刘武雄与小莲、冷娃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对他生命轨迹的“改写”，不但塑造了一个弃暗投明的典型形象，同时也串联起小莲和冷娃的情感与命运走向。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当中的人物，虚与实的安排是作家经过精心考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小说更丰满，更生动。
阎雪君：
《红色银行》得以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做了大量亲历考证与实地探访。这部小说的呈现方式类似于黑白镜头感的“纪录片式影迹”。张卫平并非专业金融人士，但在创作《红色银行》期间，数十次奔赴小说中各个“现场”，以求对历史的逼近，对史实尽可能地全面把握，对书中人物真实的更大可能地还原。此外，张卫平还参阅大量金融史学的案头研学，这都使得《红色银行》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更积淀着史学价值。通过《红色银行》，我们可以发觉文学承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红色金融传承方式之一，对于红色金融内容的社会传扬与深化、深入民心都有着很值得推荐的效果。这样一种以真实历史为魂，以艺术升华为血肉的文学载体，使得红色金融在传承中生动而富有温度，灵动而引人遐思，真切而触动读者心灵。《红色银行》恰是在对历史的回望中，面向未来，观照现实，是对人民银行播种、生长、成长以及变迁、壮大的史实与艺术交融的记刻，讴歌了我们金融业诞生与发展的波澜壮阔与金融先驱革命者的矢志不渝，更激发了我们对如何更有效更适宜地去传承红色金融的有益思悟，成为中国金融文学的“红色经典”。
王国平：
这个作品，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山西兴县几孔窑洞的历史故事。我们有很多战线，包括金融战线，文学作品反映得不是特别多，对于很多地方、很多地域，可能并没有多少了解，所以这部作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底气，就是中国故事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还有，小说中的风景描写确实让我感到很惊讶，作者那么有耐心地、很少见地去对风景进行描写，从这种基于黄河、基于山西环境氛围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他对这方土地的热爱。这是作品另一个突出的特点。
陈 涛：
从写作上来说，作者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以刘象庚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员一方面抗战，另一方面创办银行的英雄事迹，讴歌了战乱年代他们的奋战和牺牲；还有一条线索是晋西北青年的爱恨情仇，以及晋西北的生活百态。两条线互相交织，同步推进，既有紧张曲折的画面，又有舒缓美好的画面，尤其贺小莲跟冷娃的对话令人印象深刻，让我想到了汪曾祺的《受戒》当中，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那种朦胧的爱情，读出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对人性人情的欢歌。
宋 嵩：
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金融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文学也成为时下热门的文学创作话题。但是，这类作品关注的大多是金融业的现状，很少有作者有兴趣或者有能力去考察它的历史，更不必说从中总结出精神性、超越性的内容。因此，《红色银行》的问世，就有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这部作品最大的优点就是突破了题材与史实的限制，努力在作品当中突出民间性与传奇性，吸收了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的优秀元素，努力传人民之旗，传伟大的抗战精神之旗，重点突出了伟大革命战争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爱情观的改造。
李蔚超：
像《红色银行》这样的作品，被称为是小说和纪实的结合，或者也称为非虚构小说，但是非虚构的小说，它的重心也是在小说上，只是要借鉴非虚构的行动力，而不是说直接把纪实的材料融入小说当中。所以主旋律作品强调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作者如果直接纪实的话，就会呈现大事拘谨、小事放松的状态。我觉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事的伦理，而不是人的伦理，如果创作中将这些重要历史人物进行虚构的话，可能少了很多伦理上的束缚，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虚构。所以这种纪实和小说之间的结合，张老师为我们实践了一条路，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