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刚过我又去了一趟黑峪口。

正赶上中国北方最寒冷的季节。远处是苍茫的大山，山下就是流经了数千年的黄河水。此时河水夹带着大片大片的冰凌，由北方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我们是开车过了黄河大桥的，爬上路边的山头，冷硬的北风直面而来，极目远望黑峪口就那么怕冷似的蜷缩在黄河对岸的山脚下。历史上的黑峪口曾是中国北方一座著名的渡口。渡口南北有两处十分险恶的礁滩，水流湍急，暗礁林立，一不小心就会船毁人亡。南来北往的商船为了安全渡过礁滩往往要在黑峪口休息打尖，也因此黑峪口成了千里黄河上一处十分繁华的大商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抗日战争时期，参与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刘少白先生就出生在这里。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到抗日前线，并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边区、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持久抗战，各根据地先后建起了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江淮银行等。1937年年底，在八路军120师、兴县抗日政府的支持下，兴县农民银行在兴县成立。兴县农民银行的创建，为发展当地经济、支持八路军抗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刘少白名象庚字少白，1883年出生在黑峪口，他是晚清贡生，后考入山西大学堂，辛亥革命后做过山西临时参议会议员、天津商品检验局局长等职，抗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牛友兰名照芝字友兰，1885年出生在兴县，京师大学堂学生，兴县开明士绅，与刘少白是最要好的朋友，抗战时期积极捐资捐物支持八路军抗战。牛照芝的儿子牛荫冠是共产党员，当时是山西牺盟会的负责人之一。张干丞是牺盟会派到兴县的县长，地下共产党员。这几个人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创建中均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940年山西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后改名为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兴县农民银行改组为西北农民银行。1947年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为新的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西北农民银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组建起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从一定意义上说兴县农民银行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也是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大比拼。在这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较量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金融领域同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诞生在吕梁山区的兴县农民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就是这众多奇迹中的一个。从一无所有到遍地开花，从兴县农民银行到西北农民银行，直至后来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智慧，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华民族崛起的艰难和不易。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80多年前为新中国金融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奇。但历史不能忘记，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和未来的民族。记忆历史，正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文学的功能有多种，但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探索和呈现历史或者人生的真相，揭示历史或者人生的真理，让我们在历史的回响中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题材确定后,细节就成为创作的关键。为了弄清楚银行印刷钞票的有关问题，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我这次又实地踏访了陕西路家南窊、贺家川等西北农民银行印刷厂旧址。西北农民银行成立后，最早的印刷厂建在离蔡家崖不远的石楞则村，由于日寇多次袭扰，印刷厂又搬迁到黄河对岸一个叫路家南窊的村子里。当时的印刷厂有大小石印机器37台，工人100多人。路家南窊村地势偏僻，这么多人的吃水问题难以解决，印刷厂随后又转移到贺家川一带的山沟里。抗战胜利后，印刷厂从陕西贺家川迁回到山西兴县的杨家坡。说是印刷厂其实就是几孔窑洞，历经80多年的风雨，这些窑洞有的已经塌毁了，有的则东倒西歪，窑洞前的院子里也是茅草丛生。站在这些历史遗址前你仍然能感受到当年印刷厂热火朝天又紧张忙碌的历史气息。

《红色银行》就是以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细节为背景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刘少白返回兴县与牛友兰、张干丞创建兴县农民银行开始，至刘少白参加开国大典为止，重点讲述了他在1937年至1942年年底创建并担任兴县农民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经理时期所发生的故事，勾勒并呈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黑峪口、兴县、晋西北一带的风土人情，展示我党早期金融业发展的艰难历程。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笔者在一些人物的经历上做了一些小说化叙事，为了还原本来面目，文末附录了小说中真实人物的真实经历。当然在小说中，笔者也围绕银行设计虚构了一些人物，并让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各自演绎自己的人生命运——

从2017年接触有关兴县农民银行资料开始，笔者多次赴兴县、黎城、武乡、西柏坡、石家庄、延安、西安等地进行考察调研，期间得到了众多领导、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黑峪口下就是黄河。

此时，这条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正气势磅礴地奔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