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诗主抒情论》，我认为抒情是诗歌的基本特质，但诗歌还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标准，那就是“诗言志”，表达情怀、理想和志向，倡导某种价值，弘扬某种精神。
精神性匮乏被认为是当代诗歌的一大症结，当代诗歌也因此被认为缺乏感染力、冲击力。偶有诗人以情取胜，脱颖而出，但总体不够。
诗歌精神性的匮乏首先是因为情感的匮乏，情感浓度不够，不足以打动他人。情感匮乏是时代普遍性问题，冷漠是某些现代人的标配表情。
而且，情感只有经过文字或艺术的组织提炼升华，才会最终转化为精神性的力量，也才会流传后世，生生不已，循环守恒。
“道始于情”，“诗缘情”，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冯梦龙甚至有“情教”的说法，学者吕正惠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有将感情本质化、本体化的现象，“情”乃人生唯一真实，学者李泽厚更提出“情本体”的概念。
但现实似乎并非如此，尤其在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扫荡一切主体与本体之后。同时，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光有“情”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在情感之上的更高的精神性力量。
孟子将这种精神性力量称为“浩然之气”。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里说的“浩然之气”就是一种精神性力量，但这种精神性力量“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浩然之气”是需要长期培育涵养，否则就不会生长、增进。
我每次读文天祥的《正气歌》，都读得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正气歌》是文天祥在囚房里写的，虽然“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但他深感浩然正气的存在，故作《正气歌》一首。我最近在疫情封控期间读这首诗，在狭小的书法里久坐，有着同样感受，感觉书架上那些伟大的著作，若仔细研读，均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精神性力量扑面而来。《正气歌》一开始就写：“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接着叙述这一浩然正气的具体表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更进一步，文天祥强调浩然正气的重要性，“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最后，文天祥表示，虽然自己遭遇险境，困于囚室，但因为先贤们的光辉照耀和榜样激励，胸中涌动浩然正气，故能安然处之：“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这些精神性力量，首先是一种情感力量，一种感天动地的情感力量。王国维曾经说：“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情感是一切诗歌、文学和艺术的基础，所谓诗歌、文学和艺术，就是情感的形式化。
情感要转化为精神性力量，首先需要文字和艺术的形式化。然后，情感还需要精神化，才具感染力、冲击力。
那么，如何将情感转化为精神？这就需要积蓄、组织、调节和转化。所谓“抒情”，就是编织情感，就是情感的形式化。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在情感之外，需要技巧，需要修辞。诗歌就是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体裁。文学、艺术都是情感的形式化。
没有情感的文字是僵化机械的文字，没有感染力和生命力，更不可能上升为精神。仅仅停留在抒情，也不能转化为精神性力量。就像孟子所说的，情感还需要“配义与道”，才能成为浩然之气，成为一种精神，才能长存天地。
精神性力量，是情感力量的提炼与升华。而这需要涵养。涵养“浩然之气”，需要功夫。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强调要将“存其心，养其性”贯彻生命的始终。故古人的修养方法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诚意正心，才能与天地感应相通，心通天地。二程对此有更深的认识，认为精神修养最重要的是一个字：敬。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程颢则认为，“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唯义理以养心，以培育正大人格，这和孟子的“配义与道”的观点是呼应的。
程颐指出：“敬只是主一也”，“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主一”就是专心一处，“无适”就是不要三心二意。“主一”用在情感上，就是专一，就是深情执着。专一其实就是深情，诗歌、文学和艺术，最重要的不就是深情吗？
何谓“情”，梁漱溟认为，情就是相续绵延不已，意义也是如此。
情是相续、连绵的感觉、感受，就是反反复复，绵延不止，不断深入。与涵养功夫同理，只有用情专一、深情，才会将情感积累沉淀，才能将个人情感浓缩、升华。
在更高层次上，积蓄的情感，响应正义和道德的呼声，最终爆发，喷涌而出，上升为一种精神性力量。
所以，道义很重要，激情要转化为伟大的诗歌和艺术，需要有大义，需要道德伦理的高度，需要提升至阔大境界。
关于修养“须用敬”，古人认为必须“先立乎其大者”，可以理解为，要先有一种大的精神追求，然后以敬存之，最终大悟，提升境界，获得澎湃精神力量，到达高尚人格。这一修养方法后来也被朱熹等推崇。
对于写作中的情感，亦是如此，要响应自由和道义的呼声，所以张载才会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一种内在超越，事关境界。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传统的精髓是“提高心灵的境界”。何谓境界？境界就是心灵品位，就是精神层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要达到一定境界，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为，无限风光在险峰。
颜回乐处最为古人所津津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范仲淹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杜甫写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就是天地境界，这就是永恒的精神。
我认为，与物质守恒定律一样，精神守恒定律也应该是成立的。精神永远不死，灵魂不灭，在世上跨越时空流转。
就像前面提到的《正气歌》，还有大量的诗歌和文字体现了这样的力量。各种情感情绪的文字皆有，可能也会打动人、感染人，但能够形成强大精神力量，让人心潮澎湃、激情万丈的，还是那些有着伟大人格的人物和他们的文字。比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苏东坡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周敦颐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程颢的“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这些深具情感、富有形象性和生命力的文字，就是君子人格精神的化身。情感和精神转化为文字，历千年而流传，感染、激励后人。
故曹丕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其本质，不是文章不朽，而是伟大的情感和精神凭借文字历千万年不灭。
情感依托文字，精神得以长存，文明得以永续。
（作者系《诗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