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贵州毕节惊悉崔道怡老师逝世，不胜哀痛！

《人民文学》杂志社发讣告称，崔道怡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文学编辑家、评论家。他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17日14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崔道怡老师1956年夏天毕业于北京大学，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从一名普通编辑到常务副主编，直至1998年冬天退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了42年。

崔道怡老师虽然没有编辑过我一篇文学作品，但在我心中是由衷地以崔道怡先生为老师的。崔道怡老师退休后以另一种方式辅导和支持青年们的文学创作。崔老师首次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是2000年，那一年他66岁，研讨的作品是长篇报告文学《智慧风暴》。我看到崔道怡老师写出评论文章，在研讨会上满腔热情地朗读出来，我深受感动！那时我想，或许是崔老师毕生从事编辑的严谨，对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有近乎神圣的崇敬，老师在要求自己写出的文学评论可阅可诵吧！崔老师还参加了我的《中国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农民》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研讨会。他对我作品的评论一次次更深入更充分，不仅条分缕析地评论作品的内容，还指出我的作品将文学、历史、哲学、科技、经济、教育等多学科融为一炉，这是在文学表现形式上的创新。老师还指出我的创作是一种面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性写作，并有很强的前瞻性。这样的评论对作者的支持是多么大呀！

崔道怡老师每一次参加研讨会都穿着红色上衣，每一次都写出评论，每一次都在研讨会上铿锵地朗读出来。在当代文学评论家中，满头白发的崔道怡老师的评论及其发表方式，是独特的。

崔道怡老师最后一次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是2019年5月参加《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研讨会。这年他85岁，一如既往地在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的评论，标题是《文学的“天眼”》。他的文章发表在当年6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他评论道：“这一部书，有人物、有事件、有情感、有理智、有细节、有论述，写得条理清晰，眉清目秀，起承转合，心旷神怡。对于一般作家来说，写这样的人和事，且不谈他愿意不愿意，即便是愿意，写起来又谈何容易？这是费时费力，却未必有名有利的苦差事，这是在真实的框架中既有文学的情怀，又要有科学认知的创造。”

这是崔道怡老师最后一次对我的作品作出评论，他把理性的评论写得如此充满感情，似乎要把“满满的”肯定，全部毫无保留地给我。我知道崔老师对我作品的肯定，凝聚着他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工作以来的经历与情怀。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文学期刊称《人民文学》呢？1956年，我国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民而写作，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写作，为选出编辑出为人民而写作的好作品而工作，这是崔道怡一生为之自豪的事业，也是他为之勤勉工作一生的追求与奋斗。我知道崔老师对我作品的肯定，首先是基于我作品中的情感和立场。

2021年春，我最新的报告文学作品《走向乡村振兴》出版。在写作中我曾犹豫某些内容写还是不写，踌躇后写了，并在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还应该写下，多年来我所尊敬的前辈老师们对文学所应该担当的社会与人文职责的教导，他们的忠诚、职守和品格所给予我的教育，还在我心中，促使我去做我应该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体会到了传承的力量。”那时，我就是想到了崔道怡等一批前辈老师多年来对我的教诲、支持和期望。

我还记得，我去采写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时，曾经为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从四川打电话到北京与崔道怡老师商量，最后题目确定为《在废墟上看日出》，全文发表在《中国教育报》整版。如今，崔老师走了。《人民文学》杂志社发的讣告称：“遵照崔道怡同志遗愿，遗体已于2022年7月19日完成捐献，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由此我们知道，崔道怡老师是一个把自己奉献得很彻底的人。

我再也听不到崔道怡老师那富有经验和智慧的意见了。但是，崔老师留给我的教诲、情怀、勉励和期望，将永远与我的生命同在。我也会像老师那样去帮助年轻的作者，这应该也是一种传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