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抒情和叙事是中国诗歌的两大传统，但无论以孰为重还是兼而融之，都是植根于“自然”这个母体之上的。也就是说，人和自然息息相通始终是诗歌的禀赋，诗人和诗歌始终是主观激情和客观形象的复合体。在《谭诗录》中，李瑾提出一切诗歌都是“自然”的，“自然”是诗人的乐土。这一观点在新近同期出版的诗集《倾听巴赫和他内心的雪崩》《落雪，第一日》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也就是说，李瑾个人的创作尽可能地践行了《周易·系辞》“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的美学追求，他通过模糊抒情和叙事的界限，走出常态化的思维洞穴，取道自然和客观意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心灵—自然”交互体系，进一步拓宽了诗歌的表现和创造功能。

李瑾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诗人，在我的印象中，他作品的主基调是描摹自然，自然或客观世界一直是李瑾创作的基点，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要知道人和自然是密不可分、浑然一体的，一位思想家就曾经说过：“为大自然所深深迷住的人就成了这个世界的诗人。”仅自两部诗集的题目即可以看出，“雪”这种自然意象是李瑾捕捉内心隐秘体验进而表达个体存在的载体。但是李瑾对自然的描摹不是机械的、单调的，他习惯于借助自然或客观物体表达对世界的洞察和生活的判断。按照理论家的说法，“真正的艺术是表现的和象征的”，“想象的世界是无限且永恒的，而我们现世的世界是我们的暂时居所”，唯有作品中的自然成为“想象力重新建构出来的感性形象”，才可以说诗歌已经成为主客观世界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例如《登山者说》“悬崖比我来得更早，还有白云、苍松/……身边，一些不知名的花草没有给自己/预留下山的路，她们扎住根须，和风/一起，体验宇宙中盲目而深邃的打量”中，“白云”这个缥缈而空幻的自然之物，是“我”之外的超主观存在，是“盲目而深邃”的供“我”打量的宇宙的一部分；而在《独居》“一人在家，内心也会涌出没有来由的/悲喜，白云轻敲着窗子，一只只小兽/将我的目光当作/幽径，随时出没。即便偶尔/抬头，也能够看见西山正在/静坐，一串石阶/从古刹里面下来，进入我隐蔽的内心”中，“白云”则是“我”的一部分，和“我”一样体验并映衬着“已知的宽恕”和“未知的罪过”。于是，李瑾的笔下，“白云”这一自然意象既代表了无限或永恒，也代表了瞬息万变的悲欢离合和人间法则。

必须指出，“白云”在中国诗歌中是一种非常通俗的存在，比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杜牧《山行》“白云生处有人家”、崔颢《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王维《终南山》“白云回望合”、毛文锡《七夕年年信不违》“银河清浅白云微”等等中的“白云”，还停留在自然之物阶段，尚未生发出和人相互参照的主观之物的摄人心魄的力量。李瑾对自然或者抒情—叙事传统的拓展就在于改变常规的表达习惯，赋予熟词、俗词以崭新的、陌生的想象或空间，比如在《观察》中，“白云”则成了束缚亦搁置人的“笼子”：“我在街边行走，在空无一人的白云中/起身，有时有人会看见我安静地死去/某个傍晚，又站在/窗子前如同一尊观察玻璃的/雕塑。事实上，我时常会被/一只蟋蟀悄悄带走/在郊野中，看累累之旧日如何收藏起/一代一代心有不甘又无力破土的草根”。诗中，“白云”依旧和普通的词汇、意象搭配，仅仅写到这里，“白云”依旧是白云，但李瑾接下来将“白云”和“笼子”联系起来，“我也会观察我。我在笼子里放弃自身”，“白云”便和“我”的肉体相互衬托，就成为和生活、人生乃至俗世、时间同型的诸般况味和困境，由是诗歌的表现空间和读者的想象空间立体化了，被赋予了无限哲思和韵味。

上述评价是可以印证的，《诗歌月刊》在推荐李瑾的作品时曾说：“他的诗歌趋向于一种很‘空’的方向。当然这种‘空’是建立在具体的物象的基础上的，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感受……他有一种能力，即能够将对人世的感受，与一些具体之物很好地结合，并能够将这些具体之物写到‘空’。”因此，“白云”只是李瑾观照自然和自身的一个代表，在这两部作品中，绝大多数诗歌都是因自然而发的，即自然是人的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相勾连的中介，也就是说，“追问生命”和“诗歌生成”实则是一体两面、协同辉映的。经以上分析，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李瑾这里，经由个人努力，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诗学体系，即由物（自然）我合一、物我两分到达了物我对语的境地，这显然是“物”平等在场的诗学。由是自然获得了自我言说、自我生成的主体性，而人获得了反观自我、反求诸己的能动性，这也是李瑾诗歌实践或者说对诗歌传统“再生产”的价值所在。毫无疑问，诗歌是一直在生长或聚变的，否则她的存在和继续写作便失去意义。按照我的理解，无论抒情—叙事传统还是承载二者的自然传统，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不断“再生产”体系之中，亦即必须承担新时、表现新世，让诗歌不断散发出“新”意和“诗”意，惟其如此，基于个体生活境况的经验被提炼出来以后，才会引起共鸣，或者说才会借助熟悉的陌生途径将读者引入共同的心理结构中；惟其如此，诗歌、诗艺和诗人才会相互成就，相互追逐，才会实现非功利的、朴素的审美愉悦。这样一来，“自然”便不止是山水、牛羊、雨雪、陆海、星辰之类的客观之物，诗歌也不止是“兴观群怨”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手段工具，它们还是人类进入不同事物的同一方式或进入同一事物的不同方式，而这恰恰是诗歌存在、生长和诗人个体创作独具特色的根据。

以上谈到的只是“自然”的一种含义，即其作为诗歌传统或价值体系层面而言的，这里有必要借助李瑾的创作简单分析“自然”的另外一种含义，即不事雕琢的创作风格或写作特点，这是就表达技巧即自“艺”“术”的层面而言的。显然，“自然”是和烦琐、藻饰相对的，表现在语言上是单纯、朴素且富有勃勃生机的。我们都知道，诗歌是语言艺术，诗歌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出来，一个不容置疑的观点是，诗歌的坚守和创新首先是语言意义上的。因此，当我们谈及诗歌的自然或抒情—叙事传统，就涉及到了什么是语言传统。在我看来，语言的传统就是“文质彬彬”，即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不是呆板的、单调的而是充满张力的。也就是说，语言必须是精准的、生动的、隽永的，不能人云亦云、千人一面，而必须具有属于个人标签性的想象力和活力，如果一首诗作没有引起“颤栗”，没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这样的诗歌就是失败的。语言的自然首先在于，语词是上文中所说的熟词、俗词，生活和日常规定了语言的这种特质，但这些词的自由组合必须如泼墨山水，是灵动的、写意的和带有无限审美空间及想象的，如《我经过的夜雨不让冰凉的人返回》“一阵暴雨来得有些迟，晚于地平线和/被我停在远处的闷雷，众多水珠躲进/我的脖项，带着刚刚/形成的漩涡/当我怀揣普遍性凉意/以及无可躲避的夜色，会不会也变成/一片说不出来意的乌云？我滴滴答答/我的漏洞垂直，依稀可以辨认，我的/那些滂沱，不是溃散的人群可以指认”，并没有独出心裁或难以辨认的语言，但经过“我”的体味，晚于地平线的“闷雷”、脖项中的“旋涡”、说不出来意的“乌云”这些平庸之物，一起构成了人世间的漏洞和滂沱的命运。也就是说，浅显易懂的语言在“诗歌”的统摄下，凸现出了赏心悦目、别有洞天的意境。如果归结一句话，可以说，诗歌在表现、表达上亦即语言上的自然，是一种人格及认知的天性，它绝非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应对之作，而是直抒胸襟的独有的生命体验的敞开。综上所述，李瑾恪守了诗歌的自然传统，但又以“见证者”“说唱者”的身份在价值和技艺上拓宽了诗歌的存在之境、表达之径，而这恰恰是诗歌/诗人彰显自己继续生长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