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原”走向“高峰”，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核心命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在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使命、牢记职责，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同党和人民一道，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再次强调：“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这三篇文艺讲话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艺高峰”论的提出背景、历史形态、具体特征与衡量标准等相关议题，涉及文艺的价值论、创作论、作品论、作家论、批评论等诸多文艺理论的元问题，是指引广大文艺工作者攀登文艺高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

三篇文艺讲话中，时代性、人民性与创新性均贯穿始末。它们既是价值观又是方法论，是理解、把握与实践“文艺高峰”论的核心关键词。我们可以从结构的角度来加以体会与领悟，将它们分别当作现实结构、情感结构与作品结构，从而较为清晰地看待其中的各种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期可为“立峰者”与“测峰者”（王一川教授语）等文艺场域中的众多主体提供助益。

在现实结构中定位时代

回望中外文艺史，代代相传的经典之作无不与时代同频共振，无不积极介入现实，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创作出这种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首先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准确定位自己所处的时代，准确定位这一时代中文艺的角色，这是切实做到与时代同行的必要步骤与前提条件。

时代在斗转星移中不断变迁，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如今，我们已经阔步迈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在追逐这个伟大梦想的过程中，强大的物质力量与强大的精神力量需要齐头并进、交相辉映。文艺作为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其实，也应该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文艺高峰的重大意义，把它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艺表征，视为文艺大发展与大繁荣的突出标志。正因如此，新时代召唤的文艺高峰，就不是那种一峰独秀的孤立性高峰，而是群峰绵延的联合性高峰。这样的文艺高峰自然建立在文艺高原整体的底座与基础之上，广大文艺工作者都是筑就文艺高峰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明确了时代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才会获得时代馈赠的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创作出像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路遥《平凡的世界》等那般把握时代脉搏、代表时代风貌的作品。明确了时代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方能以文艺的笔触去反映时代主题与时代精神，创作出如启蒙文学、革命文学、抗战文学、改革文学等那样引领时代风气、回答时代课题的作品。反之，不明时代方位，就容易混淆时代的主流与支流，甚至走上片面放大现实矛盾与社会问题的歧路。而脱离恢宏时代的创作者，则难免会经常苦于缺少素材，流连于杯水风波、一己悲欢，以致陷入胡编乱造、穿越戏说的泥淖。那些缺乏时代感的作品，也往往没有历史感。因为今日的时代感就是明日的历史感，时代感与历史感实际上一体两面。

时代提供了言之有物的保证，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艺反映时代，还须力戒“席勒式”的抽象化、概念化、公式化等种种弊端。盘点西方文艺经典时，美国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文艺群峰的“主峰”，与其贡献的一系列杰出的戏剧人物形象密切相关。立志登攀高峰的文艺，要注意在“莎士比亚化”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典型的环境、生动的情节、优美的语言，塑造出富有感染力的时代形象，展现出时代的艺术高度。

在情感结构中抒写人民

人民是时代的雕塑者，是时代的主人公。中外文艺经典充分证明，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的要求与人民的心声。攀登文艺高峰，既是响应新时代的召唤，也是更好服务人民、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俯下身子、扎根人民，这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离开人民、离开生活，文艺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艺之树才能枝繁叶茂、长盛不衰。有了这种态度，才能用力、用功去观照人民的伟大实践、人民的丰富创造、人民的多彩生活。只有从这些最真实的生活出发，才能循序渐进地完成接下来对生活的深刻提炼、生动表达与全景展现。

反映人民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仅是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与表现主体，更关键的是要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只有真正进入人民的情感结构内部，感受人民的喜怒哀乐，而不是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才可能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把对人民的热爱之情倾注于自己的笔端。只有真正进入人民的情感结构内部，才能追随人民的爱憎乐忧，弘扬人民视若至宝的真善美、针砭人民深恶痛绝的假丑恶，以美善战胜丑恶、用光明驱散黑暗，给人以鼓舞的力量与美好的希望。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赢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青睐，不仅得益于它对大时代的真实反映，而且得益于它对“双水村”人民真善美品格的弘扬，得益于它对人们为过上“好光景”而奋斗不息精神的颂赞。反观有些作品，或丑化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或不分是非、不辨善恶，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走了歪路、邪路。生生不息的文艺史早已表明，优秀的文艺作品、堪称文艺高峰的作品，最终要看是否经得起人民性标准的检验与评判，要看人民是否认可与满意。

人民的情感结构还有助于我们识别形形色色扭曲人民性的文艺现象与理论，坚守人民性的文艺立场。有些人眼中的“底层性”，把人民性窄化为民族的劣根性，结果忽视了人民的丰富内涵与主体地位；“公民性”将人民性泛化为所有人，搁置了创作立场问题，在理论平等的面纱下是对资本与权力的粉饰；新的“人性论”批评人民性忽视了个人，而未能看到人民性中已然包含了人性，人民性与人性在典型人物身上达到了统一。明辨以上“窄化”、“泛化”与“虚化”人民性(马建辉教授语)的做法，可以清扫攀登文艺高峰路上的一些障碍。

在作品结构中展开创新

不论是衡量文艺家个体的还是时代整体的文艺成就，最终都要看作品，看作品的创新程度与创造能力。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更是攀登文艺高峰的抓手。文艺史上的高峰之作或是在内容方面或是在形式方面总能有所创新，并以此推动文艺创作不断向前发展。一切创新归根结底都源自于人民，都要将时代的万千气象与人民的喜怒哀乐转换到作品结构中去，凝结在语言修辞、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结构、意境营造等诸多方面。创新精神应贯穿文艺创作的整个过程，贯注作品结构的各个方面。

推进文艺创新、提高文艺质量，要辩证地处理如下几组关系。

一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守正创新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同样适用于文艺事业。守正创新张扬的是继承与发展的互补共生，守正是基础与本体，创新是结果与价值。执正才能驭奇，无本的逐奇就会容易失正。这启示我们创新要正道而行，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这启示我们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美学风范，又要根据新的语境与条件予以持续激活与延展。《唐宫夜宴》的探索可圈可点，它不仅调动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簪花仕女图等传统文化符号来展演盛唐风貌，而且将其趣味化并火爆出圈。

二是学习前人与超越前人的关系。文艺工作者要摆脱“影响的焦虑”，在虚心学习前人的基础上，致力于在作品结构的某些方面有所突破。经典作家作品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范例。学者姚灵犀指出，一部《金瓶梅》是由《水浒传》的数十页化成，而一部《红楼梦》又从《金瓶梅》化出，这些作品的语言、情节、结构与叙事策略即是明证。如果说前者由简而繁，扩充了内容，更多地属于创造性发展，那么，后者则改俗为雅，转换了风格，更多地属于创造性转化。这也是《红楼梦》何以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重要原因。

三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的革新与艺术门类的相互交融，文艺形式创新迎来了更多机遇和更大空间。但不管形式如何变化，为内容服务的宗旨不能改变。再新的艺术表达，再好的渲染方式，都要依赖内容而生存，否则就会舍本逐末、徒有其表。

四是修艺与养德的关系。文艺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是一个趋于“尽美尽善”的过程，具备高超的艺术水平自不待言，同时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博大的思想境界。只有先立己、铸己，才能担负起用文艺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时代重任。尚艺与崇德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是文艺工作者一生的功课。

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踊跃呼应时代召唤、人民需求，摛文纬复兴、负重筑高峰，成就不朽之盛事。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