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们这十年

十年写作自叙

□魏思孝

2007年,大专毕业后,我在老家的图书公司当教辅书的编校。几年后,又在一所美容整形医院当文案。这是我至今所有的工作经历,不足半年。不论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自由写作者的日子持续了十余年,早已经模糊了边界。文学和写作成为我的日常生活。中间,我有几次想放弃写作,不论是写得不够好,还是缺乏外界的认可。机缘巧合,2010年小说获奖,之后签订了第一本书的出版合同。2016年,山东省淄博市签约作家制度,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这些,都让我在心生放弃之际又坚持了下来。几年间,我陆续出版了八本小说,既有学徒期间的青春写作,也有《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嘘,听你说》《兄弟,我们就要发财了》的青年焦虑写作。加上这几年完成的乡村三部曲,过去十余年,自认经历了这三个写作阶段。

起初促使我写作的,并不仅是对文学的热爱,热爱者太多,而能坚持下来的主因,是写作让我的人生有了一种寄托,让我避免走入歧途,同时抵御世俗的挤压。有一年,我参加区县的一个活动,中途和一个老哥出来聊天。他50岁左右的年纪,在化工厂上班,家里也有地,闲时会写点小文章,所谓弘扬真善美。我说,文学不只是这样的。他说,但我相信这些。看到他辛劳的面容,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苦难和磨砺是不少的,于是我没再多说些什么,只要相信,就选择去写吧。此后,这么多年,我总是经常想起他。显然,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种可能。若是我不读书,高中毕业后,会像同龄人那样进工厂。或是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心仪的工作,最后也只能去附近的工厂上班,闲时写作。即便是前些年,当我生活拮据难耐时,进工厂也是我唯一的出路。业余写作,养家糊口,我不能说自己真能坚持写下去。

十余年,写作成为记录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对生活的感悟融入到小说中——

2012年春天,结束了在美容整形医院两个月的工作时,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写作。辞职后的第一天,我用半天写完短篇小说《没有换气扇的房间》。这一年我大致写了三四十个短篇。尝试写作四五年后,第一次感觉打开了自己,不说才思泉涌,至少有止不住去表达的欲望。夏天,我在村里老宅的卧室,坐在马扎上,对着电脑,到凌晨三点多,写完《和它的美国亲戚一样》。半夜,村里有狗在叫。我躺在床上兴奋难耐,不停幻想,在村边的储油罐爆炸,瞬间死去,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2014年,女儿出生,我们住在村里,这一年,我写了十来个短篇。八月份,我在成都,听张羞说起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回来后据此写了短篇《信任》,讲述“我”去车里拿尿不湿,被一个人劫持,充当司机,去为他妹妹报仇。这年,妻子怀孕期间一直担忧胎儿是否健康,这种长达几个月的担忧情绪,在女儿健康出生后,呈现在《有李燕的家属吗》里。

2015年,我总是骑着电动车去镇上的邮局,问有没有稿费单。有的时候不多,总是说没有。灰头土脸回去,一路上,都觉得自己这样子不是个办法。找份工作还是继续写作,这个选择又摆在面前。冬天,我写了短篇《时运不济》。其中有一个场景,晚上我在银行门口,看到一个身影,视线不好,背影很像死去的父亲。

2017年,过了30岁,几乎一整年,我都在焦虑未来要写什么,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过去关注的“青年焦虑”这些东西,显然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我对未来的写作充满了担忧。据此写了短篇《卫华邦》,结尾写道:“这天晚上,遵照这几年来的生活作息,卫华邦准时在凌晨三点醒来,他躺在床上进行了以上的思考,做出了一个决定,天亮之后要清洗掉作家这个身份。这个决定,让他欣喜不已。如果你们对卫华邦的未来感到好奇,在这里我可以透露一点。后来,他再也没有失眠过,尽管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却再也不会下手写点什么。卫华邦走出家门,干过许多营生,多是你走在街上能遇到的,比如交通协管员、停车场收费员等,他变得乐于和人沟通,整个人也开朗了起来。”

2018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我送女儿去学舞蹈。回到车里,我拿出手机,在记事本上,写完《余事勿取》中“卫学金”这一章的结尾,“卫学金终于意识到,他的一生就是逐渐被抛弃的过程,中间他曾想过跟紧这个时代,就像他最身强力壮的年龄是个骡夫一样,不远处车流不息的公路上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写完后,我下车抽烟。以父亲为原型的“卫学金”在小说中的死亡,让我七年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父亲的死亡。

2019年,8月,我在东营的郊区参加活动,当时我正在写乡村人物系列的《刘亦农》,我请假留在房间里,外面是已经烂尾的乡村小别墅,杂草丛生。“刘亦农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经年累月的农活,让他们弓腰驼背,皮肤黝黑,裸露在外的肌肤随处可见逐渐加深的皱纹以及不断冒出来的老年斑。一些常见的慢性病正在侵蚀着他们的身体,床头柜上摆满着各式大小的药瓶,降压、止疼、化瘀。布洛芬是他们每天必吃的。入秋后,刘亦农会陷入长达半年的咳嗽,夜晚的喘息声让老伴和他分屋睡。朱如珍身上的几处关节长了骨刺,疼痛让她总是心情不佳。”这一段话,前后琢磨了很久。写作让我感觉越来越困难。

2020年,春节后,我在村里,夜里躺在床上,盖着棉被,电脑放在腿上,开始写《王能好》。疫情发生,被隔离在村里,白天和发小打牌,去村边的铁路上散步。有天晚上,犹如神助,一口气写了两千多字,虽然在第二稿时大失所望,但那种多年没有的感觉,又回来了。

2021年,春天,在鲁迅文学院学习,住在616房间。三个月里,写《沈颖与陈子凯》。作为一次新的尝试,进展困难,每天几百字。写完一天的定量,去同学的房间喝茶谈天,有时也念一下自己在写的东西。这样的集体生活对于我这种散漫的人来说,十多年没有体会了。

2020年完成《王能好》后,我写完两个小长篇。《沈颖与陈子凯》立足于女性的感情生活。《土广寸木》偏非虚构,以一年12个月为记,通过一对母子的视角,描绘一座村庄的日常生活。在这两本小集的间隙,我又写了十余个短篇小说,重回到“我”,描绘过往生活中那些友人的身影。这种笔耕不辍的创作其实包含着风险,一来,我的确正处在35岁左右的所谓盛年,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为生计考量下不断去写的因素。很多时候,这样的写作不够严谨,缺乏停顿,尽管每一篇小说都试图写好,但从产出上,写作也容易步入窠臼。可以预见,这会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在写作上的一种形态和一大问题。

2022-08-29 □魏思孝 1 1 文艺报 content66333.html 1 十年写作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