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个奇妙的东西，捉摸不定，既慢又长，既短又快。你不想它时，它好像压根儿不存在，可你一旦关注它，它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友谊需要时间的检验，人生需要时间的成就，宇宙的诞生成长也需要时间。可我总是说不清时间的具体形态。时间可以感受，却无法言说。世界上有很多见惯不惊的东西，但是时间绝对除外。我们经历的时间越多，就越想经历。有人或许会嫌财富太多，但没人会嫌拥有的时间太多。拥有时间，可以说就拥有一切。有人问我《九十九个方子》的创作过程，我想说的是，它是时间的产物。
1992年，我“下海”到四川二峨酒厂，上岸后就写了这部小说的初稿。当时只有4万多字，题目叫《七月》，在《四川农村日报》上连载了30多期。2000年左右，我学电脑时，把它当课堂作业慢慢敲进电脑，并做了一次大的修改，字数增加了三倍。之后，我一直将它视为弃儿，不敢随便示人，主要原因是写作手法太传统，内容很现实。那时候我认为，写作就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要出其不意，手法、构思、题材都得有所创新。我还认为，正式出版无非就是想得到出版社的确认。我可不想像主人公吴守之一样堕入“确认”的陷阱，对爱情、婚姻、金钱、权力、他人和社会的确认孜孜以求。我们在渴望被他人确认的路上不是伤痕累累，就是丢失了自己。我始终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确认。因此，我打算让它自生自灭，并借此抹去我曾经的稚嫩。
2021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我宅家的时间多了。有一天，我在浏览电脑桌面上的文件时看到它，又有了想把它删除的冲动。但考虑到自己还在食人间烟火，还没能做到六根清净，便犹豫起来。作品好比作者的“私生子”，几乎就是自己的样子，或者另一个自己。多年来，我虽然多次试图忘记它、抛弃它，但虎毒不食子的古训使我始终没有痛下黑手。原以为，这是严格要求自己、尊重读者的高尚行为，其实不然。除了觉得它青涩外，还有胆怯、自私、瞻前顾后、不想负责、爱面子等诸多因素。多年来，我偶尔发表拙作也只用笔名，梦想借笔名在文坛忍受开疆拓土的辛劳，躲避冲锋陷阵的明枪暗箭。万一不小心有了名气，还可请笔名分担不可承受之重，甚至不排除学明星取艺名一炮走红、用网名隐瞒真身的梦想。偶尔看到旧作，还庆幸用的是笔名。有人问我是不是在写作，我就支支吾吾。如果是赞美之辞，就羞涩地笑纳。一有风吹草动，就缺心少肺地推给笔名。数以亿计的地球人，重名重姓是常事。谁清楚微信昵称是谁？躲在笔名里比较安全保险。
郁闷时也想过，它毕竟是我过去的一个存在，即使把它丢进垃圾箱，也无法丢出我的记忆。我可以欺骗他人，可糊弄不了自己。回想多年的尘世生活，我几乎只做了两件事：不断地抛弃自我，不停地戴面具。我越来越可怕地感觉到，某天醒来，我会突然忘了自己，找不到自己。再不撕下面具，它就跟脸长在一起了。因此我又看了一遍这部小说稿，觉得它与当下的现实有些契合。正好有位朋友问我有没有小说想出版，我就把它给了他，他看过之后说可以出版。我也想通过出版它，给它一个说法、给自己一个了断，也少了牵挂。
写作于我，一直是业余爱好。读书时的任何考试都以分数论英雄，我不得不把它当成业余爱好。工作后，我有事业要发展，不敢不把它当业余爱好。在生活中，我要生存、要吃喝玩乐，也心甘情愿地把它当成业余爱好。在我看来，文学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么了不得，大多时候只是生活的作料，“富贵后才去认领的弃儿”。过高估价文学，是对文学的伤害。文学也许只对文学有用。写作是一个人的事，犯不着为千差万别的读者纠结。这么多年来，我只在心血来潮时写一点，只为自己，因为我没有能力满足大众需求。但是业余爱好并不能成为业余水平的替罪羊，也不会成为作品的遮羞布，更不应该成为应付善良而有所期许的读者的挡箭牌。
为了不让《九十九个方子》在面对读者时显得太难堪，我决定趁出版之机再把它打扮一下。前前后后，我打扮过它三次，结果是，吴守之的年龄长大了，社会知识丰富了，他见识了大哥大，买了BB机、小灵通、手机，开办了公司，重逢了李伟，理解了赵小明，学会了玩电脑游戏，差点拥有“地王”，几乎躲进互联网里隐居……对历史，我们可以修饰甚至戏说，但不能更改基本事实，这是涉及人品的大事。因此每次打扮，我对这部旧作的人物、故事、地域、情节、结构、思想都没作大的改动，主要是删除多余的废话，改正逻辑错误、前后不一等硬伤。撇开语言的意义表达，我特别在意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两种功能，一是实用功能，它是沟通作品与读者的道路桥梁，需要质朴、实用、通顺；二是艺术功能，它是作品的脸蛋，需要优美、雅致、韵味、哲理。朴素的语言是进入作品的快速通道，优雅的语言能养眼，就像孩子的外表和穿着。修词改句，就像给孩子洗脸、洗澡、买新衣、涂宝宝霜。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它确实是我生的孩子，虽然是一个早产儿，但这孩子是我的，我认账。这次打扮让我欣慰的是，我不仅捡回了自己的孩子，也捡回了年轻时的一股子热情。
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想表达病，表达生病和治病。凡是生命都会生病，非生命体的东西也会生病，比如社会、国家、企业、单位等等。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无视病的存在。怎么治病，关键是方子和行动。在中国文化里，九是最大数，在我看来就是尽心尽力。《九十九个方子》这个书名的意思就是：尽最大努力治病救人。
我向来不喜欢过分谈论自己的作品，觉得无论说啥都显多余。作品一旦面世，就与作者各自独立开来。作品本身会说话，不需要作者再来多嘴多舌。我也怕担嫌疑：如果说它好话，有王婆卖瓜自吹自擂的嫌疑；说它坏话，有谦虚过度自嘲卖乖的嫌疑。无论好说歹说，都有为自己的写作能力和作品进行辩护的嫌疑。最大的嫌疑，就是怀疑读者的眼光。现在的读者可比许多作者还厉害。
世间万事万物，都与时间有关。《九十九个方子》就像老情人，存在电脑里让我又爱又嫌弃。直到今年，整整30年，才有了最终定本。我相信一坛存了30年的酒，一定是一坛好酒，但是我不敢肯定，一本存在了30年的书，是不是一本值得期待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