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5年毕业，在大学工作已经有47个年头了。最早在解放军外语学院任教，一年后有机会去法国留学，到了1978年8月，回国继续任教。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我的教学与研究生涯就在这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真正开始了。

翻译，推进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最初的那个时期，最让我感到诧异的，是一股持续的外国文学热。常有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出版，读者排长队竞相抢购的场面出现。当时，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品特别受读者欢迎，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一场公众讲座中，余华就讲述了他与法国文学的渊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时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开始重新出版印刷。我当时买了很多外国作家的书，其中就包括法国作家的书。我就读了一部不是很厚的长篇小说，是莫泊桑的《一生》。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想起来（它）就是我当年读的那部没头没尾的外国小说，（这就是）我读的第一部外国小说。”面对当时涌动的外国文学阅读潮，刚刚从法国回来的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特别想把自己喜欢的法国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国人。在纪念《外国语》创刊40周年的文章里，我曾谈到在那个时期，我迷上了翻译。回望走过的路，我发现自己是特别幸运的，居然先后翻译出版了30多部法国文学优秀作品。由翻译为入径，我接触了各种法国文学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如浪漫主义的夏多布里昂、雨果，现实主义的司汤达与巴尔扎克，意识流的鼻祖之一普鲁斯特，法国新小说派的杜拉斯、法国新“寓言派”的图尼埃和勒克莱齐奥。这一个个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闪耀着永恒光辉的文学大家，无意中构成了我数十年来所致力的文学与翻译之双重历险的精神坐标，让我感受到了阅读文学经典、翻译文学经典之于我个人成长的深刻价值。

到了新的世纪，尤其是这十年，我还继续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但我发现外国文学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吸引人。渐渐地，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译开始受到国人与国外文学界的关注。从外国文学的中译，到中国文学的外译，开始出现了一种双向交流的态势。中华民族历来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胸怀，善于向别人学习，取他人之长，从而让自己强大起来。考察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学习与借鉴的重要性。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们的心态更加开放、包容，越来越具有世界意识和人类情怀，越来越主动地走向世界，走向他者，在与他者的接触、交流、借鉴中丰富自身。这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态度，就其根本而言，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弘扬中国数千年的优秀文化。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而文学涉及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也是思想解放的推进力量。

双向的文学文化交流

促进中外文明互学互鉴

文化交流要双向发展，从以前只是向国外学习，到如今在向别人学习的同时，也主动展示自己，为他者提供参照，提供新思想新文化之源，这就需要通过翻译，把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活思想与优秀文学和文化介绍给全世界。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浙江大学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牵头成立了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着力于在三个重要方面开展工作：在“译”的层面，推出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系列译丛，“译入”与“译出”互动，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的出版工程；在“学”的层面，就翻译活动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展开思考与探索，出版系列翻译研究丛书，举办翻译学术会议；在中外文化交流层面，举办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翻译家论坛，组织思想家、作家与翻译家对话，以翻译与文学为核心展开系列活动。近几年来，就翻译理论探索而言，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新变化，我认识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文学外译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文化建构力量。为此，我尽自己的所能，努力推动中国文学的外译与传播，如我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参加了首届国际汉学家翻译大会，还向中国作家协会积极推荐外国著名翻译家参会；与法国学者和出版社联系，把中国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品向外推介，如毕飞宇的《青衣》《玉米》，黄蓓佳的《我要做个好孩子》等。与此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密切关注中华典籍与中国文学的外译，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在外国的译介与接受展开系统的梳理、考察与研究，还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外译进行批评性的探索。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也做了许多切实的推动工作。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我曾以我与勒克莱齐奥的交流为例，谈到了如何通过翻译之姻缘，真正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经历。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作为一位翻译学者，我也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作为南京申办世界文学之都的顾问之一，我曾于2018年10月底应邀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主持“城市的开放与文化的多元”论坛，并作为嘉宾，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部门协调和伙伴关系局局长杜越就文学和文化与城市发展、城市多元文化建设等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为传播中华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做了积极的尝试。我还应国际法语国家组织的邀请，担任了该组织设立的五洲文学奖的评委，参加该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努力开拓中外文学的交流途径，以切实的努力，促进中外文明的互学与互鉴。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翻译学者，如果能在翻译的背后去做这些工作，在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研究，对文化交流有所促进，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对维护文化多样性所做出的贡献。

有意识推进交流

结出丰硕的精神果实

我们的文学翻译能不能真正地跟文化交流联系起来？我们都说翻译是文化的桥梁，我们怎样才能有意识地去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有意识和无意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文学交流有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文本，一种是通过作家之间的交流，还有各种跟书的推广、传播相关的活动。译者既然是桥梁，那他就应该自觉担负起推动文化交流的责任。多年来我都是有意识地去做的。以勒克莱齐奥为例，勒克莱齐奥在法国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少去签售会，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跟读者交流不太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段时间他一个人跑到英国乡下，谁都找不到他。我和他始终保持联系，也特别希望他能来中国访问，与中国文学界，与普通读者交流。我写信跟他说：你的不少小说有了中译本，在中国很受欢迎，有很多读者在读你的书，也有不少作家希望与你交流。2011年，上海举办国际书展，想要找一个作家一个科学家参加活动。书展组委会请到了一位科学家——大名鼎鼎的数学家丘成桐，还希望能请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组委会找到了我，因为他们知道我跟勒克莱齐奥很熟，想让我帮忙把他请过来。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介绍上海国际书展的独特性与重要性，真诚地邀请他。结果，他应邀来到了上海，参加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做了发言，讲文学在当今时代的意义，谈年轻一代的成长，讲得特别好。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的日子，开幕式后，1000多位读者排了长队，手里拿着他的小说，他为读者一一签名。很多读者为他送上心爱的礼物，他特别感动，说没想到中国读者是这样的真诚与用心。这次活动之后，我又请他去参加了几次重大的活动，比如2017年江苏举办了一个“扬子江作家周”，舒婷、余华、苏童、毕飞宇全去了，他也去了，做了一场特别好的演讲，和中国作家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

一个译者，要努力促进中外文学的相遇。我对勒克莱齐奥说，要跟中国文学有真正的相遇，应该多跟中国作家进行交流，进行对话。我有机会组织了勒克莱齐奥和莫言的多次对话，第一次在西安。为什么在西安？因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西安，组织者看重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象征性，希望他们两人在丝绸之路的起点相遇，就丝绸之路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和精神共鸣之路。他们两人在西安相遇了，这次交流所体现的精神意义、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非常重大。第二次，在山东大学组织了一次交流。为什么要到山东大学？因为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要有根，而孔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之源。勒克莱齐奥到山东跟莫言进行对话，我觉得具有不一样的象征意义。记得他们那次对话的主题是“文学与人生”。勒克莱齐奥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拥有巨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与诗意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学神话的独特魅力。很多世界的文学源流跟中国的文学源流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小说为普通人而写，而这种面向大众的文化精神在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里有着充分的体现。作为回应，莫言先生认为法国作家传达给人们的不只是法国自然、人文、历史等感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传达了法国自由、浪漫的精神，以及千百年来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不懈努力。这次对话之后，应莫言夫妇邀请，我又陪着勒克莱齐奥去了高密，到了莫言家里，见到了莫言90多岁的老父亲，见到了莫言写小说的那个小土屋。小土屋非常小，门很矮，高度大概在一米六左右。勒克莱齐奥身高超过一米九，所以他到莫言家的时候，是低着头进门的，进去之后他有两分钟没说话，一直在看，眼眶是湿润的。他问莫言在这里写了几本书，莫言告诉他写了7本，他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当我到了莫言的老家，看到他的小土屋，裸露的墙、裸露的泥地，看到那种简陋和贫困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笔下的每一个字的分量。我们的记者在勒克莱齐奥低头进屋的那一刻拍了照片，写了一篇文章，给莫言看。莫言一看，说不行，因为文章写到勒克莱齐奥低头进屋的画面，说：“法兰西人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莫言说不对，应该是：“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这就是交流，我认为，这种精神的契合，使两个作家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和力量。后来我又陪勒克莱齐奥到浙江大学，在这里，莫言跟勒克莱齐奥又进行了一次交流。那次交流讲的是教育问题，谈文学创作与阅读之于教育的意义。

除此之外，勒克莱齐奥跟毕飞宇、余华、阿来等作家都有过交流。2015年我跟他在华中科技大学访学14天，住在学校里，他做了两个讲座，我也做了两个讲座，还有一些采访、座谈、对话，更有与学生的交流，后来华中科技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了一本书，书名为《存在与发现——2015年秋讲·勒克莱齐奥 许钧卷》，大概有42万字。两个星期留下了42万字，这种交流是真正的文学交流，真正深入到作家的作品和精神当中去了。

文化交流，应该达到精神的契合，寻根溯源很重要。最近这十年，勒克莱齐奥除了疫情期间，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在与勒克莱齐奥的交流中，我感觉他对中国的热爱是由衷的，他特别希望能深刻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于是，我组织了一次别样的中国古典小说之旅。我带他到了历史古城泰州。大家知道，泰州是施耐庵的故乡，《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也在那里诞生。勒克莱齐奥来到了这块土地上，乘船在泰州的河里感受温润的气息，感动地对我们说：“这里的每一滴水都是文学的。”他还模仿马可·波罗的口吻，写了一句话：“这里地方虽小，故事很多。”可以想象，勒克莱齐奥在那一刻想到的，是连接西方人和东方人的那颗心。我陪他到孔尚任故居吃了晚饭，又带他到施耐庵墓地，我们俩在施耐庵墓前很虔诚地拜了三拜，有照片为证。之后，我又陪同他到了毕飞宇的家乡，看望了毕飞宇的父母，然后又到了淮安，到了罗贯中的家乡。他深情地对我说，这是一次中国小说家的“朝圣”之旅。在我看来，组织这样一些活动，不仅可以使勒克莱齐奥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可以让文学家之间有所交流，更可以通过他，让更多的外国作家和读者对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文学、对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追求有所了解。

我还邀请他到多所中学进行交流，其中一所是南京外国语学校，还有一所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还带他到了武汉，去了一所名为“小弗米”的实验幼儿园。他给幼儿园30位两三岁的小朋友讲了一个故事，叫《树国之旅》，就是在树的国家的旅行，这是他的一部儿童小说。他还给孩子们写了一首诗，他赞美孩子们是未来的天空。中央电视台知道消息后，派少儿频道记者去录制了节目，播出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2011年，勒克莱齐奥被聘请为南京大学教授，直接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他成了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每年还给南京大学的本科生开设一门通识课，用英文授课。第一年的课程名称叫“艺术与文学的多元阐释”。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明确提出了对文学艺术要进行非线性阐释的观点。为什么是非线性？因为他认为文学艺术不是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产生它特有的文学艺术，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年选这门课的人很多，还有很多人旁听。选课的学生做了作业之后，他都要亲自批改。第二年开课时，我建议上同样的内容，因为课讲得那么好，那么受学生欢迎。他说不行，已经讲过一次，不能重复。于是第二年开课时，他讲了“文学与电影——艺术之互动”。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他以俄狄浦斯的故事串联小说、诗歌、电影、戏剧，来阐明不同形式的艺术的差异和独特价值。第三年又没有重复，开了一门课，叫“守常与流变——世界诗歌赏析与阐释”，竟然能够发动我们的学生去翻译唐诗，让早期的翻译跟现代的翻译，让中国人的翻译跟外国人的翻译，让专家的翻译跟学生的翻译，进行互相的对照，相互启发。这一年的课上完后，他对唐诗越来越喜爱，也有了越来越深、越来越鲜活的理解。教学相长，勒克莱齐奥把他对中国唐诗的理解铸成了文字，与北京大学董强教授合作撰写了《唐诗之路》一书，于2020年和2021年在法国与中国出版了法语版和汉语版，影响很大。在南京大学授课的第四年、第五年，他还是没有重复，分别开了“小说叙事的艺术”“现实：文学与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等新课。到了第六年，我想他不可能再开新课了，可是他还是坚持创新，课程名称定为：“神话与文学”。课堂上的勒克莱齐奥，特别重视与学生的对话和交流。在我看来，勒克莱齐奥在课堂上与学生真正分享的，正是他的视野与视角，是他观看世界的独特方式。他是个讲述者，也是个交流者，更是个启发者，我想，他不断创新课程，是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课堂交流，去拥抱一个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有幸身为译者，我想说，翻译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本人翻译过巴尔扎克，翻译过雨果，翻译过普鲁斯特这样的大家，跟他们神交。因为做翻译，我有机会接触到勒克莱齐奥、加利、德里达这样的文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让我对自己能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使自己能够不断成长。作为一个翻译者，我觉得我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翻译者的精神世界应该是丰富的，因为翻译本身就是在拓展一个个新世界。

（作者系知名法语文学翻译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