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十号会议室”栏目总第七期为大家推荐艾伟小说集《演唱会》《过往》《妇女简史》，三部书共收录艾伟近年来创作的三个中篇、七个短篇。这组作品或造访人的内部情感经验与人性奥秘，探寻父辈与子辈、丈夫与妻子的情感关系中的微妙地带，或通过进行修辞的减法，让语言在极简状态下凿开生活的皮相，小心翼翼地靠近闪烁不定的人性微光。艾伟笔下，人性的光明与幽暗并非恒常稳定的形而上之物，而是处于相互博弈、动态转化之中。这种对人性具体的、历史的理解，给他的小说创作敞开了无限空间。
——本期主持人：陈泽宇
一种意外
□曾念长
艾伟一定是识得了掌控小说文本的秘密。至少在我阅读短篇小说集《演唱会》时，我能直观感受到，艾伟在对写作发力时具有某种清晰的方向感，以及某种可靠的稳定性。他几乎不用加法，而是用减法。如何理解作家在推进小说写作时以减法用力呢？打个比方，一个石雕艺术家，面对一块原石，剔除多余部分，最后露出一个形象，这就是做减法的过程。露出的形象，其实是艺术家心相的附体，看似客观，实则主观。而被剔除的部分，说是多余的，其实也不准确。它是“原初世界”的皮相，是未被艺术家处理过的客观存在。剔除的与留下的，构成了艺术家需要面对的一个整体世界。有一类小说家，用力方法类同于石雕艺术家。他们面对的原初世界是生活，但他们从事的技艺，不是描摹生活，而是凿开生活。艾伟大体上属于这类小说家。他被称为人性勘探者。既是勘探，表明艾伟关注的是人性的幽暗地带，未被人类理性照亮，也无法被概念界定，亦难以被逻辑推理。艾伟要如何勘探这部分人性呢？他采用了类似于石雕艺术家的手法，把生活的皮相一点点凿开，小心翼翼地靠近闪烁不定的人性微光。
《演唱会》就是这样一个短篇。一个男子制作销售演唱会假票，刚好有一张票落入他的儿子手里。儿子手持假票，进不了演唱会现场，只好溜进隔壁游乐场，攀上摩天轮。不料摩天轮突然启动，儿子从空中摔下致死。多年后，又一个孩子买了一张假票，在演唱会场外碰到了那个制售假票的男子。男子带着男孩进入游乐场，引导他坐上摩天轮，然后走进操控室，按下启动键。当我以顺时序复述这个故事时，想必读者已推测出，男子将男孩引向摩天轮，必然与他此前遭遇失子之痛的主观因素有关。但艾伟不做这个推理。他直接从男子与男孩在演唱会场外的相遇写起，在微尺度的细节描述中推进两个人的行动，一直到他们被保安发现，最后被赶出游乐园。这个叙述过程占了整个作品的三分之二篇幅。读到这里，我们尚且不知其然，亦不知其所以然。正如我们旁观一位石雕艺术家慢慢将石料剔除，却无法预知，这种剔除动作将意味着一块石头怎样的命运。然而，正是这种几乎不见任何倾诉色彩的叙述，将我们带到一个处在隐伏状态的高压强的情感世界中。在随后三分之一篇幅里，男子将男孩带回自己的住处，我们隐约看见了男子的内心秘密。但也只是隐约看见而已。艾伟总是及时收手，不去刺破秘密，以免伤及人性世界的敏感神经。与其说这是小说家在恪守某种叙事伦理，不如说是在坚守某种专业精神。
作为一种特殊品类的“诗”，短篇小说打开世界的方式不必追求“切”的速度，却能充分受益于“刻”的精微以及由此产生的减法效应。艾伟的《演唱会》连同小说集里的其他几个短篇，大体上向我们呈现了这种写作效果。他对人性世界的勘探，始于对肉眼可见的一系列行动的模仿，呈现出一个缓慢而精细的物理过程。然而说是模仿，似乎也不准确。准确一点说，是一种“侵蚀”，通过刻录人物行动的进展，一步步侵蚀生活表面的物质性外壳，从而无限靠近内在的主观真实。这就是减法效应。其结果不仅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构造方式，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修辞风格。艾伟在行文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启用形容词，也就意味着，他最大限度地过滤了人为修辞色彩。这让他的语言回到了极简状态，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受到了卡佛的行文风格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修辞风格与其写作策略是相匹配的。一旦作家意识到，只有准确无误地侵蚀生活的表面真实，才有可能小心谨慎地靠近人性深处的幽暗地带，这时他知道，他必须让度华丽、让度风骚。这是作家的一种专业自觉，也是认知深化的一种写作变现。我没有读过艾伟早期的作品，不敢对其创作的整体风貌妄下论断。仅凭个人阅读经验，我更愿意相信，艾伟在《演唱会》等短篇里表现出来的修辞风格，不是感性才华的释放，而是沉潜修行的落地。他变得内敛，直至把一切逞能的辞藻放下。从目的论角度看，其小说创作也是属于诗的范畴。他试图抵达的认知目标是被表层生活淹没的无法被诉说的种种意外。因此艾伟说，短篇小说是正常世界的一次意外事故。这个说法不错，但是用事故这个词，容易引发误解，让人仅仅在物质性层面理解小说的意外。倘若短篇小说没有诗的内在要求，很容易就退化为短故事，把意外等同于抖包袱。这是以现代小说为志业的作家不愿看到的。
（作者系福建省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溢出日常轨道，勘探人性隐疾
□张鹏禹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面对我们的精神难题，无论艾伟通过小说给出了什么解决方案，或者他根本没有奢望给出任何答案，他都成功了一半，因为他走在小说写作的正途上。相比精致的语言、完美的结构、流畅的叙事、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我们时代的文学创作更缺乏拿起石头和现实硬磕的勇气和力度。那些绵软的、精细的、雕琢的短篇小说如玲珑宝塔般，看上去很美，实则一击即碎。小说不怕沾染现实中的污泥，只有在直面问题中，才能找到通往未来的出口，尽管这段旅途可能充斥刺眼的亮光和令人窒息的烟雾。
艾伟找到的出口是什么？细察之下，几个天使般透明的人物引人注意。从故事层面看，《演唱会》中男人的儿子因买了假票，爬到游乐场摩天轮的顶点看演唱会，却不料摩天轮突然转动起来，使他意外坠亡。好像摩天轮转一圈般的轮回，当男人遇到同样买了假票的男孩，让他坐上摩天轮看演唱会，却在孩子升空后走开了。最终，男人放弃了蓄意伤害男孩的罪念，甚至爱上了男孩。儿子和男孩、两次出现的摩天轮场景、黄牛卖的假票和做假票的男人，让小说以一种对位法结构开启了对主人公的人性拷问。从叙事层面看，当男人儿子死亡的真相在结尾揭开，小说情节达到了顶点，读者才恍然大悟，男人经受丧子之殇后意欲怎样疯狂地报复社会。但他为何又突然悬崖勒马？恐怕答案正在小说开头的这句话中——“男人第一次看见男孩的双眼，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双你怎么骗他都会相信的眼睛。”纯洁也是有力量的，它可以抵挡罪恶，作品借此传递出这样的信念。
和《演唱会》类似，《幸福旅社》也采用了一种今朝与往日相互纠缠的写法。重复的遭遇和场景，让过去与现在不断在主人公心中闪回，产生了一种心理蒙太奇效应。小说讲述了一个重回犯罪现场的故事。当年，哲明与罗志祥在小镇强暴一位少女，失手将其捂死。10年后，这段经历如梦魇般折磨着主人公。当他重返小镇，临街的酒吧、湖边的水杉林、开朗主动的女孩杜鹃，一切熟悉的场景和感觉暗流涌动。一开始，由于哲明住的幸福旅社多是风尘女子，让他看杜鹃时戴上了有色眼镜。小说写道：“哲明看了看女孩，她看上去清爽单纯，不过以哲明的经验，看上去清纯的女孩不一定是简单的，女孩的气质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但随着接触的深入，他发现她是如此单纯、明媚，甚至为了离开自己的家庭、离开小镇，竟愿意献身给自己。当小说结尾哲明看到一张合影，得知当年被害的女孩竟是杜鹃的姐姐时，“他已经分不清是幻觉或现实”。和《演唱会》一样，小说情节也是在结尾达到顶点，前文中哲明内心波动的谜底随之揭开。他的救赎之路在何方？小说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结局。在整体略显压抑、阴暗的叙事基调中，杜鹃如一只受伤的百灵鸟，虽然忍受父亲家暴和小镇不如意的生活，却吟唱出优美的旋律。《演唱会》和《幸福旅社》体现了艾伟对小说色调的把控能力，尤其是明暗比例的控制。他善于把一抹亮色或一束阳光，射向整体灰白的生活舞台，而这种对比度正反映了作家对生活本相的看法。《小满》《在莫斯科》《在科尔沁草原》三篇作品，写的都是人生的片段，在空间营构上颇具特色。《小满》通过城市与乡村的对比、先生家和出租房的对比，暗示金钱、财富、社会地位差异下的权力关系。《在莫斯科》以异国他乡的一次考察为背景，暗示知识分子阶层的利己主义思想和复杂人际关系。《在科尔沁草原》也是写旅行，科尔沁草原自然的辽阔与小说人物各怀鬼胎、精明计算的促狭内心形成了鲜明反讽。尤其是获得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的《小满》，接续起五四文学对国民性批判的传统，成功塑造出一个奴性天成的“喜妹”形象，写出了在金钱和权力的异化下人的陷落。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对城乡关系的道德化隐喻、对代际分歧的呈现和对财富合法性的质疑。
整体来看，小说集《演唱会》中，作家延续了以往对现实议题的敏锐观察，在一次次溢出日常生活轨道的“意外”中叩问人性的隐疾与症候。叙述者或以第三人称口吻展示一截生活片段，或与小说人物重合，冷眼旁观一出出人间的活报剧。在冷静、克制的笔调背后，是作家如X光般审视生活的犀利目光。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生命经验的“勘探”者
□房 伟 郑姿靓
正如艾伟在小说集《妇女简史》（由《敦煌》《乐师》两部中篇构成）的创作谈中所言，小说作为人类经验的容器，提供的是人类“自己的生命经验以及未曾经验却能感受到的经验或转瞬即逝还没来得及感受和说出的经验”。《敦煌》《乐师》《过往》三部中篇小说所呈现的正是对人内部情感经验与人性奥秘的探访，正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甚至当事人自身都未能把握的秘闻。
三部小说的共同点之一，便是在小说叙事内部设置了嵌套的谜题，有时也埋设伏笔，来推进剧情的延展与翻转。笼罩《过往》的谜题是小说中三兄妹父亲的去向，以及造成不自然不和谐的母子关系的原因。《乐师》中以旁逸的新闻展示了一出“拍案惊奇”的闹剧，指向了坐牢20年的吕新出狱后为何主动要求返回监狱的谜题。在《敦煌》中，谜题的设置更加随处可见，如卢一明的死亡、秦少阳的去向、陈波的偏执，而叙述的聚焦者小项也同样被困在这网状的谜题中对自己所面临的生活困惑且无措，由此形成了笼罩于整篇小说的一种阴冷的悬疑氛围。小说中几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根本就是其主观内部经验的错觉，或说是不断的自我暗示与说服。《乐师》是三部小说中唯一一部叙述的聚焦者发生位移的小说。当聚焦者在忏悔祈求得到女儿原谅的杀人犯父亲吕新，与经历了仇恨与同情情绪的延宕的女儿吕红梅之间切换时，父女间的和解业已形成。但人与人之间的那层迷雾形成了一道透明的坚韧隔膜，使人处于不断的误解和遗憾中。
无论是对于《敦煌》中的婚外情、《乐师》中的杀人犯，还是《过往》中不和谐的母子关系，小说都并未预设一种道德成见，而是通过设置谜题的“提问”，在小说的叙述表层弥漫开浓重的迷雾，并层层推向那不可捉摸的人性内里。三部小说都于文本内部设计了戏剧与小说文体同舞互释。如若说，小说的艺术是“虚构的真实”，那么在小说以仿真细节所搭建的具有“真实感”导向的文本内部，设置了带有演绎性质与虚构品格的戏剧装置，无疑是拓展了小说叙事虚实相合转换的空间广度与深度。《妇女简史》中的《敦煌》，讲的是一对男女既相濡以沫又彼此折磨的故事。剧中主人公合谋了对彼此的刺杀，又双双死而复活，在庄严的佛经吟诵中回到起点。这正是对小项与陈波关系的隐喻或言镜面映射，在爱情的迷雾中经历了残忍的暴力，在走向灭亡后又回到共舞的开头。但在诵经声中的破镜重圆已不是真诚的相爱，而是一种无知无情且无可奈何的命运妥协与循环。“这世上没有破镜重圆的故事。即便是重圆也不是原来那面镜子。”事实上，小说的戏剧设置不但是一种命运的镜面映射，还是一种超脱于现实的理想或情感的寄寓，因而总成为剧情高潮的转折。戏剧是现实语境中的造梦手段，是使《乐师》中的吕红梅、《过往》中的秋生母子情绪敞开的出口，得以在他者的故事中重审自身的情感。小说中的张力矛盾正是纠缠在每一种生活内部的真相，也是人的精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真相。爱中的不高尚、怨恨中的同情、自私中的愧疚，这些矛盾是生命的迷雾，也是真相。
艾伟的这三部小说，将两性关系以及在一些特殊语境下的亲情关系之幽玄与含混，呈现得纤毫毕现。每部小说中都有身负“罪孽”无法与自身和解的，在迷雾重重的命运之中找不到出口的主人公。但小说不是为了拨开迷雾而写作，而是为了呈现这重叠的迷雾，勘探这迷雾下的多层反转，展示人性的多重侧面。
（作者房伟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姿靓系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