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理论与争鸣

问题意识、建构视角与超越之思

——评吴秀明主编的《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 □南志刚

当代文学“历史化”牵涉迄今为止当代文学的种种知识和方法,事关当代文学的学科基础和独立品性。从199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洪子诚、程光炜、李扬、孟繁华、李洁非、王尧、张清华、郜元宝、钱文亮、黄发有等众多学者,曾对其做过各有侧重、也是意见不尽相同的探讨。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主编的《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历史化》论著”),集中反映著者关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路径,与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2017年)构成一个整体。它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整体性的审思方式,撬动当代文学研究的“阿基米德点”,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战略转移”做着切实的准备。《历史化》论著体量丰富,颇具思辨力度,但正如“结语”所概括的,它基于建构主义视角,着重从八个方面对历史化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该书学术追求和特点,主要如下:

第一,以明晰而强烈的问题意识,打通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内在脉络。许多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话题一直含混不清,诸多问题纠结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哪些属于基础性问题,哪些属于亟待解决的现实性问题?哪些属于根本性、整体性问题,哪些属于细节性、技术性问题?甚至,哪些属于事关学科建构的真问题,哪些属于暂时性迷雾遮蔽而形成的假问题?《历史化》论著自觉担负清理、整理、鉴别、区分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的历史责任,将其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站在学科体系建设的高度,反思和盘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历史,围绕当代文学外部情境的历史化、研究主体的历史化、历史化空间问题、史料在历史化中的作用、历史化与批评的关系、历史化与思想的关系、新形态文学的历史化等问题,聚拢成一个结构井然、层次分明的整体,进行“综合考察”。绪论“立主脑”,结语“归元一”,打通七经八脉,通过学术思考的“神经系统”将问题传导于三编十五章四十七节中。

第二,求实的建构主义视角,实现历史与现实互通。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相对的稳定态和漂浮态两种知识谱系,历史化就是将其放在历史脉络和整体性结构中给予富有张力的定位和阐释。强调历史观,强调史料的基础作用,就是既要对已然历史负责,也要与当下现实对话。这不仅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路径,也是一种学术品格和研究方法。《历史化》论著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化“需要经过不断的筛选和反复的过滤”,基于建构主义视角而非本质主义视角,聚焦“史观历史化”和“史料历史化”两种形态和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衡估当代文学研究意义价值,总结学术经验,梳理内在规律,判断学术前景。在此基础上,进而关注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评判制度、文学经典筛选,以及历史化与当代性、批评及学人关系等,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甄别辨析与分类编纂,将历史化落脚于丰富繁复的当代历史情境和文学现场。

第三,理论思辨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事实与思想互动。《历史化》论著分三编。上编思辨“历史化的本体构成与知识谱系”,厘析历史化过程及其蕴含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及物性的历史品质和时代特征,绘制当代文学“三元一体”的总体图景,构建当代文学的主流架构与知识谱系,通过对朦胧诗崛起、新文学整体观、大众文学三次革命和“国奖”的分析,解读当代文学的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中编探析“历史化的主要路径与研究方法”。一是文史互证,突出诗学特征,探讨体制制约下如何进行述学体写作、经典化筛选、文学史编纂,涉及自传与回忆录、文案与文案体、作家年谱、文学史与“前史”等。二是还原历史,严谨求实,全面爬梳书稿、内刊、影像、网络以及“抢救”性史料形态,论述史料甄别与辨析、私人性史料和孤证等问题。下编紧扣“一个基础”和“四个问题”,进行总体性思考,提出解决历史化问题的个性化方案。“一个基础”,就是围绕学者的知识修养,深刻反思历史化的“自我主体”;“四个问题”包括历史化与政治及革命、历史化与文学、历史化与批评、历史化与旧体诗词,它涉及历史观、文学性、理论本体、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问题,主要是探讨历史化的得失及其提升发展之道。

第四,外源性与内源性渗透参证,切实解决历史化的关键、难点和节点问题。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以西律中”“以中证西”的“强制阐释”屡见不鲜,只有突破“重西轻中”,实现外源性与内源性相互渗透、相互参证,才能较好解决当代文学历史化面临的诸多问题,充分显现其深度、厚度和质感。中国古代学术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留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政书、史评、史论等诸种体例,也形成了目录、版本、辨伪、考据、辑佚等丰富自洽的古典文献学体系,为当代文学历史化提供融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于一体的参照。当代文学历史化有着深刻而丰富的西方现代理论资源,包括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詹姆逊的“永远历史化”、卢卡契和阿尔都塞的“历史总体性”、海登·怀特“元史学”等。以詹姆逊的“永远历史化”为例,《历史化》论著既注意詹姆逊“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统一,反对将历史“本质化”和“绝对化”,对于处理历史化与文学批评的关系、破除僵化闭锁的历史叙述均有启发意义;同时注意到“永远历史化是一个拒绝相对化的绝对命令,一个拒绝语境化的无语境要求,一个拒绝变化的永恒真实”。在充分汲取古今中外资源的基础上,该著不仅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语境进行历史化考辨,而且将研究主体纳入当代文学机制中进行反思,既重视历史的“稳定性”一面,也重视历史的“非稳定性”一面,并将这一辩证思维和研究方法贯穿于全书各个章节。

总之,《历史化》是一部厚重的、有特色的论著,它反映和体现了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试图超越过于主观化、批评化,要求进行独立学科建构的另一种路向,值得学界引起重视。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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