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一般都从“文言/白话”演化的视角展开研究。马春光的《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5月）则独辟蹊径，择取时间抒写视角，探究诗歌史的内在驱动力以及时间抒写的呈现逻辑。他认为，“在中国古典诗歌向中国新诗的变革中，‘时间意识’的古今之变具有深层的‘动力机制’作用，新诗之‘新’，就是时间本身的未来指向”。他清楚地看到，新诗在语言、文体上的革新，不仅具有广阔的社会背景，还有更深层的“进化论的现代时间观”构成了内在驱动力。“以‘进化论’为根基的线性时间意识，取代了传统的循环时间意识，成为‘五四’文学形式变革的内在动力”，“并非‘文言白话之优劣比较’的实证研究推翻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而是进化论从根本上有力地动摇了文言文的合法权威”。

“文言/白话”嬗变论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导致新旧之间轻继承、重革命的“断裂”意识——20世纪90年代郑敏先生反思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的靶心正在于此。那么，连绵于“文言文学史”和“白话新文学史”两种范式之间的“时间意识”和时间抒写，一方面富有进化论的发生学意义，另一方面又具有思维的转换性、延异性、连续性，内在的断裂性被弥合了，从而具有更强烈的辩证特征。传统的“乡土时间观”“循环时间观”转型为现代时间观念的时候，依然保持了抒情姿态，只不过，情感体验不再是纯情单一性质，而是复杂多义，乃至于含混暧昧。马春光没有简单化处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而是尊重内在的联系、转换与延异。因此，马春光以年轻学者的勇气和锋锐，对唐晓渡的雄文《时间神话的终结》提出自己的思索：“在这篇文章‘真理在握’的话语姿态背后，是否也因为过于清晰、果断的判断而忽略了中国新诗某些细微的复杂性？”而对这一问题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马春光著作对于中国新诗进程反思的起点。

诚然，二元对立思维和线性时间观为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嬗变提供了关于“未来形态”的驱动力，但是古典的时间神话并未“终结”，新诗中的时间抒写与古典诗学中的时间观念，构成了既有“区隔”又有“关联”的复杂关系。从循环时间观转型为线性时间观、自然维度观转型为机械维度观、客体化时间观转型为价值化时间观、模糊化感知转型为精细化感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分水岭。因此，他将1917年至今的中国新诗置于20世纪中国语境中，探求时间观念的嬗变与中国新诗的复杂纠葛，作为研究对象。与此相统一的是，在研究方法上，他汇通思想史、社会学的视野和语境，运用“文学主题学”理论，提取出具有原型意味的“时间美学”这一核心概念，与西方媒介学、文艺学领域中近年流行的关键词研究路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马春光这部《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构成了一部关于“时间诗学”或“时间美学”的微观学术史。

马春光建构了时间美学的理论架构，他从“生命时间”“历史时间”“宇宙时间”三个维度展开了论述。“生命时间”侧重个体生命层面在现代视域中的体验与表达；“历史时间”侧重社会历史层面，从线性时间（未来指向）、点状时间（当下指向）、圆形时间（历史循环）三个向度，揭示诗人的历史感知与超越；“宇宙时间”侧重诗人关于时间形而上的哲思与智性抒写。“时间”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但是，马春光并未陷入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讨论，而是使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互交融，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中，结合诗人个体微观语境，佐以文本细读，展开研究。这种手法的娴熟运用，不仅体现在前面四章的综论，还体现在第五章、第六章“时间抒写的个人维度”（上、下），通过何其芳、穆旦、洛夫、翟永明、欧阳江河、西渡六位代表性诗人的个案研究，达成了文本组织、个体体验、社会语境三者的会通。何其芳从“超时间”方式到关于未来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时间乌托邦”想象；穆旦对于“二十世纪”“八小时”“季节”等“标度时间经验”的异化感知与自我拯救；洛夫对于“时间之伤”的超现实抒写与永恒性超越；翟永明关于“性别时间”抒写与建构路径的探索；欧阳江河置身现实“时间悖论”之上的“时间思辨术”；西渡“正午诗学”的生命体验与时间主题的现代转化……都切中肯綮。

马春光讲究学理的谨严。但是，作为人文学术，他的研究并未剔除关于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性复杂幽微的体验。他常常将诗学的、历史的与人性的思考，凝结为独特而富有典型性的意象，进而作深度阐释。这也是本书尤为精彩的部分。比如，对于改变了中国诗歌的语言机制和诗性思维的“钟表”意象的研究，尤见功力。“钟表”意象既标志着从传统意义的“自然维度时间”向现代意义的“机械维度时间”的转型，意味着从传统乡土文明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嬗变与冲突，具有“长历史”效应。同时，作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工具，与我们“当下”“瞬间”的日常经验和世俗经验密切相关，成为审视当下生存空间与生命体验的媒介和载体。“当钟表代替自然成为‘时间的立法者’，它所滋生的效率化、价值化的生活方式对现代人形成了一种严格的制约。”随着时代车轮的加速，富有独特生命意义的个体和充满活力的群体日趋被纳入日益严格的“格式化”秩序和算法规则，个人越来越陷入封闭形态和符号化状态。马春光抽丝剥茧地细读了西渡的《一个钟表匠的记忆》，通过“钟表匠”视角，深入反思了“时间之快”带来的悲剧。欧阳江河也着力在消费主义时代挖掘“快”与“慢”的悖论。马春光敏锐地捕捉到欧阳江河在《凤凰》《大是大非》等诗中多次出现的动作细节——“对表”，犀利地指出：“‘对表’是消费时代的精神个体身份确认的隐喻……‘对表’是现代人在整齐划一、细微至极的现代时间中的生存现状的隐喻，欧阳江河对它的反观、消解，正是其‘反消费’的诗性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崔健喊出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臧棣断言“诗歌是一种慢”，这种从容不迫的诗性节奏，对称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生命状态。马春光通过“钟表”等意象所进行的反思，是身体和灵魂双重在场的诗学反思。这种自觉意识，有效地规避了学术研究由于过度讲究学理和技术分析而疏离人文价值的偏颇。

这本著作是马春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关于博士学位论文，我一直有一种考虑：选题要具有论域的延展性和研究方法的普适性，尽量避免选择“一次性解决”的选题。作为一项严格的学术训练，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以后，其论域的延展性可以使作者的研究更加开阔、更具有纵深感，而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可以迁移到新的研究视域。马春光的博士论文题目“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乍看起来，研究对象有点窄化，其实，内在研究空间颇富有延展性。这个题目可以从两个逻辑层面展开：一是关于诗歌创作中的时间抒写，二是关于诗学发展史书写中隐含的时间观。前者属于新诗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新诗史学史的范畴。马春光的著作着力点在前者，已经建构起严谨的系统性思考。而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书写行为中所隐含的时间观念，亦是充满挑战性却又十分迷人的研究话题。在《时间困境与诗的超越——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中，马春光关于新诗发生期的研究，已经是一个精彩开端。我期待着马春光以及更多的新诗史领域的学者，一起来关注、探索这些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