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的新著《融合与再生：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以“宏大叙事”为切入点，对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宏大叙事终结论”提出了有力质疑。他提出90年代小说的“中国宏大叙事”并未终结，而是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解构与建构”并存，“个体神话”与“集体影像”杂糅的空间化情况下“艰难再生”。他认为这种“再生”，是启蒙、革命、民族国家意识等不同宏大叙事类型的整合过程，充满了碰撞、嫁接、拼贴与融合，展现出独异的“中国特色”。
《融合与再生》从后现代理论的视角出发，考察“宏大叙事”的理论起源及其演变，重审中国语境中的“宏大叙事”概念，鞭辟入里地详析多种叙述杂糅状态的文学类型，以及“暧昧晦暗”的文学史状态，纠偏了此前研究者因简单套用西方理论造成的某些错位与误读。房伟的学术研究常于不疑处有疑，勇于质疑“定论式”的文学史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不断开拓研究的思路与视野。从以鲁迅为参照，研究王小波作为异质性作家的独特文学史地位和逻辑站位点，到指出文学史对《围城》接受的变迁，暴露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构的内在冲突，再到质疑90年代宏大叙事终结论……他始终秉持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以敏锐的洞察力对已成“共识”的“结论”提出质疑。
宏大叙事理论伴随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思维的解构应运而生，最先由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重要理论家利奥塔提出，后经哈桑、罗蒂等学者修正与完善，再由福柯、德里达等解构主义哲学家对其进行变形与延伸，使之成为西方重要的后现代理论话语，它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登陆中国，并于90年代风行一时。但该理论在阐释第三世界国家文化时，容易造成多重“误读”，乃至理论的“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现有文学史顺着这种后现代的逻辑，将90年代文学简单定义为“宏大叙事终结、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从而遮蔽了文学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造成理解模式的单一，导致诸多关键问题的悬置。《融合与再生》打开了宏阔的文学史视野与宏观的时代视野。作者精研后现代理论，不受固有观点限制，借“宏大叙事”理论深入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的内部，重新梳理此阶段文学史的整体结构与潮流走向，并以关联性的视角分析、判断新世纪中国小说的走向。该书立足理论，理论根基扎实深厚，却不囿于单纯的理论阐释，而是将理论悄无声息地融于文本分析，扎实地研究文本和作家，令全书立论鲜明，富有极强的思辨性、启发性。
为重返历史语境，清理驳杂的历史现场，房伟踏实地下了一番苦功。他仔细重读以《参考消息》《新华文摘》为代表的90年代重要期刊杂志，审视现有观念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和问题症结。同时，他全面考察9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学思潮，重审文学史中的一些“定论”，打捞长期被文学史忽视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此基础上，《融合与再生》提出了诸多深刻的创见：张炜的小说创作是一种“建构型”的宏大叙事探索；90年代主旋律小说在党派文艺新现实主义原则之下，通过系统论美学，形成了“三重同心圆”模式的宏大叙事策略；柳建伟的小说整合各类现实主义创作思维，显示着现实主义代表的历史精神在中国当代的审美变革；从蒋子龙到刘醒龙的改革小说创作，折射出“改革宏大叙事”的沿革；《废都》与《黄金时代》体现出个人主义建构意识的启蒙等。对这些旧问题的新发掘，无疑能够帮助我们重审90年代文学的整体样貌，增强文学史的关联性思考，重新定位90年代小说的文学史位置，把握90年代的历史复杂性，反思90年代思想的枢纽意义。
《融合与再生》深入这些复杂问题进行阐发，具有大问题、大视角、大容量的特点。既要处理艰深的后现代理论概念，又要从存量巨大的90年代长篇小说中寻出一条脉络，不仅考验着作者的理论功底，更是对行文结构能力的极大挑战。《融合与再生》严谨精巧的结构体例，体现出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的灵慧。该书层次清晰地分为上、中、下编三部分，分别论述理论问题、启蒙宏大叙事问题、国家民族叙事问题，在递进式的思维逻辑中，层层剥开“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内里。每一编下设若干章节，以总括—分析—细读的形式，对大问题进行细致拆解。以中编“宏大叙事思维之一：启蒙再叙事”为例，作者先对“启蒙”做高度理论概括的历时性回顾，再紧扣90年代小说启蒙叙事的两个维度——“反思”与“有限个体性”，旁征博引地分析“90年代启蒙再叙事的反思性，是80年代启蒙的延续和‘再反思’”，“作为反思的成果，‘个体的人’开始替代以往启蒙的‘集体的人’”。继而，作者一方面对王蒙、李锐、张贤亮的文本进行大量细读，挖掘启蒙与革命之间的“关联”形态，另一方面通过王朔、刘恒、刘震云、《废都》与《黄金时代》，探寻90年代“世俗化写作”为何是启蒙的结果，如何丰富了个体化原则，却又对其造成伤害，从两方面共同论证启蒙宏大叙事的文学史关联性。
《融合与再生》是房伟精心打磨多年的成果，也是他十几年来深耕“宏大叙事”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历史没有终结，宏大叙事也远未终结，并且始终在新的历史时期生发出新的面貌。对宏大叙事问题的认知，关系到我们对当代小说史的认知，更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成就，及其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认识。《融合与再生》无疑为这一议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视角，开辟了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