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平的传记体历史长篇小说《范仲淹》，是一部为人物写传、为历史存照、为天地立心的传记体历史小说，是一部信史小说、心史小说、诗性小说。

从文体上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其关键词是传记，这决定了它首先是以一个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这样的创作是有难度的，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史料的“实”与“化”的关系，这都需要以很深的功力去探索。对此，郭宝平具有理论上的独特建树，我将之概括为“六字真经、约法四章、一种范式”。所谓“六字真经”，就是强调这类小说要做到“真实、立体、全面”；所谓“约法四章”，指的是他标举的支撑这部小说的四梁八柱，即“以人性审视历史人物、打通历史、杜绝凭空虚构、摒弃非黑即白的历史观”，我将之概括为人性论、时代论、真实论、辩证论；所谓一种范式，概而言之，就是“依托历史写小说，以小说笔法写历史”，在这里，如果为“历史”加上一个前置词“传记”就更精确了。我认为，郭宝平的这些理论观点，是对传记历史小说创作的规律性认知，具有普遍意义。

当然，传记历史小说创作，还存在一个“视角”问题，亦即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问题。主人公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的“视角”往往决定是否能够全面、客观、真实塑造人物形象。有的人写历史人物是以仰视的视角去写，把主人公当作高大全的完美人物来写，一味以追随者仰慕、依附者仰视、诠释者仰承的态度看待人物，这样的创作就难免成为无原则的庸颂。郭宝平心怀大历史观，以平视甚或俯瞰的视野来书写人物，从而实现作者与主人公的平等对话、与世界的独立对话，最终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进程中的范仲淹形象。

这是一部信史小说。福楼拜指出，“美就意味着真实”；狄德罗说，“任何东西敌不过真实”。作为传记体历史小说，真实性是第一位要求。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活动史，人是历史的主体，只有写出真实的“人”，才能还原真实的“史”。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成长离不开历史长河中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离不开他处身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一系列的社会存在。《范仲淹》这部小说表层展示的是范仲淹的人生，深广之处呈现的则是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同时必须看到，历史既是坚固的、精确的、永恒的、真实的，又是零碎的、不确定的、永远处于建构之中的，这是历史存在的哲学之悖，是时间与空间的对立统一，正因为这样，历史便具有了难以一言以蔽之的无穷隐喻，也赋予文学创作广阔的生长空间。大事不虚，细节不拘，赋予这部小说以“信”而“雅”、真实而丰富的品质。

这是一部心史小说。一个人的成长史，既包含他的生活史，也包含他的心灵史。人不是纯然的一个符号，更不是僵硬的一个名字，是人就有血有肉、有笑有泪、有恨有爱、有内心的挣扎和冲突，所以写人就要写出他的人性，只有写出人性，才能见出他的成长、他的精神、他的灵魂，才能发现一个丰富的人、饱满的人、立体的人。郭宝平在这部作品中，不仅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范仲淹，而且塑造了一组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我们从中看到寇准、包拯、欧阳修、韩琦等历史名人。他们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同时也都是有局限的人。既彰显人的光辉，也不回避人的弱点，写出复杂的人性，使这个作品达到了它应有的深度。

这是一部诗性小说。郭宝平注重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人物，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在两难多难中描绘人物。特别突出的是，作者善于把浩瀚的史料经过心灵的体验，转化为小说的语言、小说的情节，小说的细节、小说的场面、小说的笔调体现了范仲淹这个历史性、标杆性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塑造了他屹立天地间、凛然照尘寰的风骨、境界和忧天下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