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中国话剧的优秀传统。从话剧这种艺术样式进入中国视野开始，“写实”就是最被看重的创作原则。写谁的实？为谁写实？如何写实？一直是戏剧人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从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运动，到文学革命对“仅求娱悦耳目”的旧戏的批判，一个崭新的戏剧创作理念越来越清晰：戏剧要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必须取材于现实，表现时代精神，描写普通人。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推行的“文艺大众化”和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名为左翼戏剧家联盟）倡导的“演剧大众化”，进一步明确了为人民“写实”的对象和方向。

一

肩负时代使命，写民众生活之实是左翼文艺留下的宝贵的艺术传统。如果说文学革命为这一创作方向提供的是理论支撑，以洪深、田汉、熊佛西、夏衍、陈白尘等人为代表的左翼戏剧家则进行了有力的实践。

怀抱“成为中国的易卜生”的戏剧理想的洪深，在左翼剧运时代，创作了《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等 “农村三部曲”，反映天灾人祸导致的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破产，表现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作为左翼艺术前锋，田汉认识到“我们的生活马上就是我们的戏剧，我们的戏剧也无处不反映着我们的生活。”他放下了唯美、浪漫的艺术追求，不但创作了《洪水》《旱灾》等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作品，而且通过《年夜饭》《战友》《扫射》《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10多部剧作，展现工人阶级斗争生活、号召民族团结。熊佛西以《锄头健儿》《屠户》《过渡》为代表的作品和他配合定县乡村改革的“农民戏剧”试验，在走向农村的艺术实践中深化了左翼戏剧运动。而伴随左翼戏剧运动始终的夏衍，则以一部《上海屋檐下》，通过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反映大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左翼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陈白尘，其《魔窟》《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讽刺喜剧虽创作于“左联”“剧联”解散后，却着实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后期成果。我们看，通过紧贴时代脉搏的创作和走向工厂村镇的演剧活动，左翼戏剧家保持了与时代的密切关系，承担起艺术对于时代的使命，并且将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最大化，将戏剧为大众服务的愿望落到了实地。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作品大多没有留在今天的舞台上。这与大部分作品的社会问题剧色彩和政治说教意图有关。毕竟，剧作家反映的具体社会问题解决了，剧作就完成了它的任务。但是，这些不惮于使用标语口号的急就章虽然在艺术上不甚成熟，却能够打动当时的观众，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富于时代精神、坚持写实、坚守大众立场、代表大众心声。这一现象进一步说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亦有一时代之艺术。正是左翼戏剧运动的实践，让中国戏剧更加坚定地回应时代精神、关注社会议题，承担起了启蒙使命。

二

左翼文艺的大众立场和当代戏剧的“为人民服务”，指向的是广大的普通劳动者。那些真正打动人心的舞台故事，也从来不是宫闱秘事、政坛风云、商贾暗战、职场游戏、办公室恋情等。

上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艺大众化运动高潮即是有力的证明。在左翼文艺的精神和艺术脉络上，无论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秧歌剧、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还是《同志，你走错了路》《战斗里成长》等独幕剧，都在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召唤下，本着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服务的要求，着力取材火热的现实生活，追求艺术上的喜闻乐见，通过民间形式实现人民立场。

新中国成立后，《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葡萄烂了》《新局长到来之前》《洞箫横吹》等“第四种剧本”，以及以《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代表的军旅话剧，遵循的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美学原则。而将关注普通人和小人物的写实话剧创作推向高峰的，当非老舍莫属。

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作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话剧的双峰，一个取材社会主义建设现实，一个表现三个旧时代民不聊生的生活状况。这个对时代变迁中小人物的境遇有着深切理解和体察的剧作家，通过舞台形象，为时代立言、为普通人画像，因此第一位获得了新中国“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也正是从《龙须沟》和《茶馆》两部剧作开始，“京味话剧”确立了两个题材领域：一是写大杂院里的“市井细民”，二是写旧社会的小商人。之所以选择这两类人物，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中的普通人，代表了大多数。钟情表现小人物的京味话剧，是人民立场的重要当代实践者。因为扎根生活的严谨和现实主义手法的扎实，《小井胡同》和《天下第一楼》才能在当代戏剧史上熠熠生辉；因为对北京普通人生活的关切和对这座城市文化精神的热情，《左邻右舍》《旮旯胡同》《古玩》《北京大爷》《万家灯火》《北街南院》《窝头会馆》《全家福》《甲子园》《食堂》《理发馆》《玩家》等京味话剧才生生不息。通过小人物群体形象反映北京市民精神乃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日常生活中挖掘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文化精神，以充满趣味的语言作为智慧化和艺术化表达方式，京味话剧无疑是戏剧界坚守人民立场和表现中国气派的一个示范。

不过，一旦成了范式，突破和创新就必然成为新的课题。在京味话剧的守正传统上，以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和“尊严三部曲”为代表的“新京味”话剧，超越了地域文化范畴，在对特定群体的悖论性生存体验的考察中，完成了对“京味”范式的突破与创新。

三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也是艺术永恒的追求。创新是洪深、田汉等人思考过的艺术创造的题中之义，也是今天我们面对左翼艺术资源需要继续深思的当代课题。

当年，身处时代激流中弄潮的左翼艺术家，其创作更多承担了即时社会动员的责任，因此有些作品艺术上还显粗糙。今天，我们舞台上有些作品也还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就回到了前面提出的“如何写实”的问题。题材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好的创作者能在最普通的人物和故事中找到意义，而再有价值的选材遇到平庸的创作者也是一种浪费。艺术方法也不是决定性的。虽然现实主义是中国话剧的优秀传统和当代主流，但并非只有传统现实主义方法能够写实。

近年，当代戏剧舞台上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原创剧作，有个人命运史与国家民族史相融合的长卷《四世同堂》《白鹿原》《风云儿女》，有承载个体成长史与民间生活史的《长安第一碗》《人世间》《主角》《铁流东进》《寻味》，有充满时代感和当代性的《喜相逢》《豆汁》，还有富于喜剧色彩的《驴得水》《戏台》《我不是潘金莲》等。这些作品关注中国历史和时代现实，取材上不拘一格，手法上也多兼容并蓄。大多作品采用了整体写实与局部写意的创作方法，在诗化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上，进行着话剧民族化实践。

因为话剧是西方舶来的艺术，“话剧民族化”曾经是学术界与艺术界的一个长期议题。事实上，经过百年有余的吸纳、创造和传播，中国话剧已经通过诗化现实主义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方戏剧发展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也在近年来的“开眼看世界”中渐渐淡化。前些年，以“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为代表的西方演剧热潮，其最重要的文化表现有两点：一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正在逐步确立，二是我们开眼看世界越来越常态化了。而且在看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审美心态也更加稳健了，就像林兆华说的那样：“也不用借鉴，他们就是他们，咱们观摩观摩完了。”的确，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积淀、精神痛点和审美范式。艺术交流是双向的，我们开眼看世界，世界必然也会看到中国。

鲁迅曾经评价“好的文学”在于“敢于实写”，“坏的文学”则是“瞒与骗”。这一标准也适用于戏剧创作。只要我们的戏剧聚焦人民生活，在时代精神感召下，坚持去实写、去写实，有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风格的戏剧创作必定会繁花满枝、硕果累累。

（作者系原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